【卷一】殷代史六辨

第二节  “河”就是解答诸多疑难问题的钥匙

 

请读者仔细研读下述史料：

 

今本《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今本《竹书纪年•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

古本《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

今本《竹书纪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商人报焉。”

《世本》宋衷注：“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

 

请读者据上述史料思考下列问题：为什么因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而封于商的世袭商侯，突然于“商侯冥死于河”以后被改称为“殷侯”？为什么本是“商王子亥”的王亥突然被改称为“殷王子亥”或“殷侯子亥”？为什么本该称“商上甲微”的第八世商侯却突然被改称为“殷上甲微”或“殷主甲微”或“殷侯微”？为什么继冥位的冥子商侯王亥恰在“冥死于河”以后迁于殷？……

上列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也只能是：

第六世商侯冥时，正值夏帝少康中兴时期，百废待兴，但因河、洛之水泛滥，中原大地一片泽国，发生了特大水灾。于是夏帝少康任命冥为水官，负责治理黄河。冥为官非常勤奋，任水官二十多年如一日，终“勤其官而水死”，不幸以身殉职，成为与昔大禹齐名的夏代商族治水英雄。于是夏帝为冥加官晋爵，赠官司空，破例让冥享受天子祭祀天地日月诸神的祀种----“郊祭”的待遇，并将一块当时基本不受水患的风水宝地“殷”，追封给冥，依当时以地名命国名的习惯，夏帝下令将诸侯国“商国”改称为“殷国”，将原来的“商侯”改称为“殷侯”（或可能晋爵为“殷公”，待考）。于是冥子“亥”奉夏帝之命率族人渡过黄河西迁到殷地，袭亡父新爵位，重建家园。从此，本来互不相干的“殷”、“商”二字有了密切联系，商国改称为殷国，第六世商君冥又可称为第一代殷君，商族又可称为殷商族。因而，在今、古本《竹书纪年》中，史家将冥以后的“商侯”改称为“殷侯”，将冥子“商王子亥”或“商侯子亥”改称为“殷王子亥”或“殷侯子亥”，将冥孙亥子“商上甲微”或“商主甲微”或“商侯微”改称为“殷上甲微”或“殷主甲微”或“殷侯微”。

请读者继续思考一下下列问题：

夏代姒姓有国氏“夏后氏”，殷代有没有类似于夏代的国氏？《世本》为什么在商族子姓条下列出“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九大氏族？为什么将殷这个大氏族总排在第一位？这是否意味着，殷氏就是殷商王朝的“国氏”？契已有爵位商侯，为什么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开篇就直称其为殷契而不称商契？为什么孔子、孟子和司马迁异口同声地称成汤代夏建立的王朝为殷不为商，而甲骨卜辞中却“商”、“大邑商”、“天邑商”频频出现，殷反而罕见？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究竟是商还是殷？为什么殷墟卜辞中反映出来的后世商王对“高祖河”的祭祀那么隆重？为什么在几千年以后，民间有些殷商后裔还将“河”作为与契、汤齐名的祖先神来祭祀？为什么殷商族会“前八而后五”地屡次迁都？这“前八而后五”的都城地望会分布在什么地域内？为什么殷商族的四大望地“蕃、商、殷、亳”的具体地望总是搞不清？为什么商族最后将国都定在“殷”这个地方，二百七十三年不再有太大的挪动（除了后文将要论述的纣的政治中心朝歌以外）？

原来，解答殷商国史和殷商族史中的许多疑难问题的钥匙，竟与冥在夏帝杼十三年治水殉职有关，竟与“高祖河”的原型人即冥的认定有关。

笔者梳理上述问题的推理是：

当年正处于少康中兴以后的夏王朝，百废待兴，一定会将冥治水殉职事件在全国广泛宣传，就如同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举国掀起学习雷锋和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以及九十年代再次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类似，利用冥治水殉职事件为发展社会生产和巩固夏室政权的政治服务。在这一活动之始，夏代时王一定会对契后商裔大加褒奖，一定会在原来世袭商侯爵位的基础上再次加官晋爵。这新封爵位的等级可能比契的爵位更高。《世本》宋衷注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宋衷说的“司空”当为冥殉职后，夏帝所赠。按后世唐代之官阶，“司空”为正一品，足见冥殉职后，夏帝对冥的封赏规格之高。其封地当在殷，新爵位名称当为殷侯或殷公。所以商侯冥的后代改称“殷侯”或“殷王”；所以冥的先世也被追封晋爵，始祖契也被尊为“殷契”（始祖契被尊为殷契，或可能是后世成汤有天下后追认，或可能是冥殉职后夏帝追认，或二者皆有之）。成汤放桀代夏成为天子后，选“殷”还是选“商”作国号，一定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最终，他决定沿用原来的诸侯国号“殷”作为他的新王朝的国号，将他所在的氏族---居殷商族九大氏族之首的殷氏族定为他的新王朝的国氏。成汤虽定国号名为“殷”，但“商”是子姓商族的族号名，是商族的祖根。有了“殷”这国号和国氏以后，为团结商族内如林的大小氏族，成汤决定，“商”这族号仍要保留，万不可废。并对何时称“商”，何时称“殷”，作出界定，立下殷、商并用的规矩：“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凡是商族内的一切族事活动，如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等，还必须称商。商王在管理族内事务行使“族权”时，要自称商王，而不能自称殷王，更不能自称殷帝。商王只有在以天下共主身份处理“国事”，行使“天子权”时，才称“殷”，如外交、向天下发布昭告、与诸侯盟会、征伐反叛者等场合才用国号“殷”，其他场合还一律称“商”。而殷墟卜辞，正是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的记录，这所有占卜贞问活动都属于商族内部族事活动的范围，这就是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如“商”、“天邑商”、“大邑商”等）而“殷”字却罕见的原因。《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中时用殷、时用商的称谓表明，一代史圣司马迁对成汤关于殷、商并用，何时称殷何时称商思想的理解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殷本纪》中只在契封于商这句中用一个“商”字，其它全用“殷”，以亮明他主张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的基本观点。而在《周本纪》中却“殷、商并用”，共用了十个“商”字（人名商容的一个商字除外）和二十三个“殷”字。笔者对《周本纪》中的十个“商”字和二十三个“殷”字，逐一进行了研究，发现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字斟句酌的史学大家，他对何时用“商”、何时用“殷”的界定非常严格，也非常小心谨慎，生怕因此而误导后世史家。《周本纪》中的十个“商”字和二十三个“殷”字，一个也没有乱用，何时用“商”、何时用“殷”完全符合成汤的“殷、商并用”思想。有学者说，司马迁也搞不清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究竟是“殷”还是“商”，他也是随便用的，用“殷”还是用“商”，随其撰《史记》时的兴致而定。因撰《殷本纪》和撰《周本纪》的时间不同，司马迁的兴致也不同，所以《史记·殷本纪》中全用殷，到《史记·周本纪》中就“商”、“殷”混用了。太史公写《史记》时果真是这样随便的么？研究表明，现代的这些学者也太小看太史公了。司马迁在写《史记·殷本纪》时是字斟句酌的，到写《史记·周本纪》时也是字斟句酌的。在《史记·周本纪》中，表面上看起来是“商”、“殷”混用，但实际上什么时候用“商”，什么时候用“殷”，是有定格的。司马迁严格遵守的这个“定格”就是前述的成汤立下的规矩或谓之成汤决策：“有殷一代，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