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殷代史六辨

第二节    说“亳”

 

本辨上一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商族发祥地定为商而不是蕃，并将发祥地“商”锁定在卫地商丘（帝丘）而不是宋地商丘（今商丘），又考出了相土师从阏伯并因袭其火正职务而必然发生的迁居宋地商丘的一迁（第四迁）。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冥勤其官而水死”的悲壮事件，冥子王亥就不会从东部的宋之商丘举族迁到今豫北安阳到冀南邺地一带的殷地去经营发展，当然也就更不会有后来的“王亥仆牛宾于有易被诛杀”和“上甲剿灭有易而中兴”以及“成汤代夏而有天下”并命国号为“殷”等历史事件。历史就是历史，它不能假设。如果历史真的按上述假设发展，商族就将永远叫商族，它与“殷”字就不会有半点瓜葛，上古史中就不会有“上甲在殷地中兴”，当然也就不会有后世成汤建立的殷商王朝，今天的中华大地上也就不会有殷氏和人口过亿的殷商后裔。现在的问题是，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冥的后裔殷君在河西的殷地（含今冀南之邺）中兴了几代之后，又有发生于夏帝孔甲九年的第七迁：“殷侯复归于商丘。”按年代推算，第七迁的主人“殷侯”当是报丁。可是第七迁的殷侯报丁，是回迁到相土都宋地商丘（今商丘），还是回迁到商族发祥地卫地商丘（帝丘）呢？这是本辨上一节八迁地望的重大难题之一。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汤迁“亳”前居地的确认。笔者为什么特别关注“成汤迁亳前的居地”呢？因为笔者依稀记得首页注明“出于晋谱”的家曾祖殷高良手抄的《殷氏家传》（毁于文革）中有“亳”距商丘不远的记载，因此笔者对夏帝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的第七迁倍感兴趣，因为若找到了第七迁商丘的地望，就等于确定了汤都“亳”的地域范围。十多年来，笔者总想破译这第七迁的商丘地望，但由于史书中的商丘至少有三个：“冀南商丘”、“卫地商丘”、“宋地商丘”，因此笔者对汤始居之“亳”的研究至今未有成果。不过，不管发生于夏帝孔甲九年的第七迁，“殷侯复归于商丘”，这“商丘”在何处，但传至第十四世商君，也是第九世殷君，成汤这一世时，发生了商先公的最后一迁，第八迁“汤始居亳”。这第八迁“汤始居亳”是正史有明文记载的。因为成汤是殷商王朝的开国大帝，所以他的“亳”都的具体地望问题就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历代史家的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千古难题，而且就目前的学术形势来看，有越来越热之势。但要说明的是，关于汤“亳”的具体地望问题，是与本卷《殷代史六辨》的著述目的关联不大的。本卷的写作意图重在重新梳理“殷”和“商”的关系，力争给“殷”和“商”建立联系的最初原因以科学解释，在文献上重点是破译《史记·殷本纪》“全称殷”，而《周本纪》则“时称殷、时称商”的问题，同时要对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而“殷”字却罕见的现象，以新的解释，以便将其纳入笔者的“殷商关系新说”的总体框架。因此，本卷的重点是要对成汤国号的冠名、殷商时期商族内氏族如林的层层宗族组织、商族外方国争雄的复杂性进行整体的研究，对成汤如何利用软硬两手（祀与戎）驾驭如此复杂之社会进行整体的研究，对灿烂殷商文化究竟“灿”在何处、“烂”在哪里进行整体的研究。笔者不是学术界人，现在在本辨本节偶尔斗胆参与议议学术界炒得越来越热的汤“亳”地望问题，也只是班门弄斧的出丑之举。如存在谬误，甚至有信口雌黄之处，请专家学者们海涵，更请诸位专家学者不要因为笔者即兴讨论汤“亳”地望问题的某些失当之处而否定本书本卷提出“殷商关系新说”的学术价值。

见之于文献中的“亳”主要有：

（一）《史记·殷本纪》中出现五个“亳”字，试逐个释译如下：

（1）“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释译：自报丁于夏帝孔甲九年的第七迁“复归于商丘”后，历主壬（示壬）、主癸（示癸）两世后，至成汤即位，始迁于“亳”，是为第八迁。依传统的说法，汤灭夏前始居之“亳”，本是其先王帝喾（契之“父”）之都，故《史记·殷本纪》有“从先王居”之说。不管“亳”在何处，这里首先要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怎么看待“从先王居”的问题，二是怎么理解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待“从先王居”的问题。如果依传统的说法，认为这里的“先王”是“帝喾”，则在讨论之前，笔者希望读者首先要明确：传说中的唐尧、殷、周的共祖帝喾的历史还处于传说和神话阶段，且有经周人参假加工的明显痕迹，尚不能纳入信史范围。王国维说，帝喾就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说帝喾自言其名为夋，胡厚宣则认为帝喾就是太皞，闻一多《天问疏证》说：“帝俊，一曰帝喾，又曰帝舜，殷、东夷人之天帝也。”《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中容”条郭璞注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韩江苏、江林昌则谓帝喾、帝舜、帝俊是殷商人心目中的天神，是一神三名【1】。即是说，迄今，帝喾的身份都难以认定，何谈其都城？有学者偏要拘泥于太史公的一句话：“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到处去寻找“先王”帝喾的都城地望，以为找到了“帝喾之墟”，就能确定汤“亳”之所在。连帝喾的身份尚难界定，我们定要去探讨他的都城在哪，就目前的信史范围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实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我们也可不必拘泥于“先王即帝喾”的传统认识。据郑州大学殷商史专家李民之研究：“殷人有一些习俗，不仅他们是两都或数都并存，有多处亳、商丘等地名。同时，凡殷先民、先王居住过的地方，往往冠以‘成汤之所居’，这种现象一直流传于后世。由于商汤是商王朝立国的国王，影响很大，后世常把殷人活动过的重要地方或都城，均说成是商汤之所居，……”。【2】依殷商“天命玄鸟”的神话传说，帝喾的影响当然不亚于成汤，凡殷先民、先王居住过的地方，往往冠以‘帝喾之所居’或‘从先王居’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对《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句话的理解，除了传统的说法以外，也可以理解成“汤所居的亳是殷先民、先王居住过的地方”，即这里的“先王”不一定是特指“帝喾”。如果我们能这样来理解“从先王居”，就会省去了寻找“帝喾之墟”的诸多麻烦。等到将来考古学有了发展，到能将传说中的“帝喾”纳入信史范围时，再寻找“帝喾之墟”也不迟。

对于第二个问题，怎么理解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问题。往往为学界所忽视，但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个问题，才能走上科学地寻找和确认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地望之路。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直接埋头于寻找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传世文献或考古资料中，则往往会犯“井底之蛙”的毛病。这里，要明确三点：

    ① 我们要寻找的的是汤灭夏前始居之“亳”的地望，不是汤灭夏后所居之“亳”的地望。殷人有将新都“复命以亳”的习俗，因此汤灭夏前始居之“亳”与汤灭夏后所居之“亳”可能是地理位置不同的两个地方。

    前引李民语：“殷人有一些习俗，不仅他们是两都或数都并存，有多处亳、商丘等地名”。其实，不仅现代的李民先生这样看，就是两宋间的史学大家郑樵也认为殷人有建新都后“复命以亳”的习俗，他在《通志•氏族略》释“殷氏”条中说“契始封于商，后世迁于亳。……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复命以亳，今南京谷熟是也。”虽然郑樵的“汤起杜亳复迁南亳论”未为现代主流史家所认同，但他说的殷人迁新都后有“复命以亳”的习俗却是符合实际的。就以邹衡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3】，陈旭【4】、郑杰祥【5】、王立新【6】等学者也支持的“郑亳说”为例，尽管其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所部分肯定。但似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自圆其说。如果单从考古资料来看，“郑亳说”已经有充分理据。但若将其放到当时夏商关系的大时空中去检验，似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时桀囚汤、又放汤，实际都是其时政治因素和社会舆论因素致桀无奈，而被迫作出的选择。如果将“郑亳”理解成文献漏记的汤代夏后有迁郑之举并复命以亳，当会更符合当年的商周大势。

② 要弄清汤灭夏前所居“亳”的具体地望问题，必须先清醒地认识到汤灭夏前的夏商大势和汤灭夏的时长及具体过程（含汤灭夏十一征路线图）。如果连这点都还模模糊糊，光凭个别地点的考古发现就断定汤灭夏前所居亳邑的具体地望，就像早产儿那样，是先天不足的。

汤灭夏的战争过程与周灭殷的战争过程完全不同，汤灭夏是个长期的渐近过程，从开始筹划到放桀于南巢历十五年之久，若从伐夏战争正式启动算起到夏亡也长达十一年之久，其间从汤师占领中原战略要地郑州起进入商、夏双方军事对垒的战略相持阶段就长达五、六年之久。因此，成汤灭夏的战争不是只凭鸣条决战，而周灭殷的战争主要是靠牧野一战。成汤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更是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是像刘邦、李世民、毛泽东那样的统帅型人物，而周武王姬发仅是振臂一呼得到西部多路诸侯和商之民众（包括纣之奴隶兵）拥护的英雄，仅是叶利钦型的人物（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俄名：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武王伐纣仅一天即决定胜负这一历史事件，既有必然性又有很大的偶然性；而成汤灭夏从战争启动到最终取得胜利完全是必然的，就像上世纪国、共两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是必然的一样（汤灭夏的战争孟子说是十一征，按照前述笔者祖传《殷氏家传》中的说法，远不至十一征，而是几十征）。当年夏商大势酷似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长期战争过程中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统战过程（共产党是统战爱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成汤的统战对象是东夷各方国，他是在扫平群“己”后，与东夷各方国通过景亳会盟最终结成反夏统一战线的）、国人舆论和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都很相像。所不同者，只是国、共两党斗争过程中多一个日本侵略者而已，且成汤稳扎稳打、不惜一切代价营建中原战略要地郑州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又与毛泽东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颇为接近。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活动于离国民党都南京不远的井冈山和瑞金，南京的蒋先生寝食难安，后来当共产党转移到离南京很远且蒋军鞭长莫及的延安时，蒋先生就不那么将共产党放在心上了。如果当年“四处扩张、想教训谁就教训谁”的成汤活动于离桀都斟鄩和夏之畿地不远的郑州和偃师，那么夏桀能睡得着觉么？因此，汤灭夏前所居之亳，似不可能在郑州，更不可能在偃师。笔者虽然不能指出成汤灭夏前所居“亳”邑的具体地望，但可肯定，成汤灭夏前方园不足百里、都为“亳”的诸侯小国“殷国”，一定是位于离夏畿地较远且利于与东夷各方国结成反夏统一战线的地方，即一定是位于夏统治力量的薄弱之处，一定是位于夏的军事力量鞭长莫及之处。显然离夏桀都邑斟鄩八十公里的郑州和仅六公里余的偃师不具备这个条件。退一步说，汤是始居亳以后才筹划灭夏之事的，如果郑州商城真是成汤筹划灭夏之事前始居之亳的话，试问时方园不足百里的弹丸之国【7】能建得起那么大规模的郑州商城么？即使是认为，郑州商城是成汤灭夏过程中所建，也还不能令人信服。就连曾是“郑亳说”坚定拥护者的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也不认同此说：“实际上冷静思考一下，便不难理解。《孟子•滕文公下》载，‘汤十一征而灭夏’，在戎马倥偬之际，在没有灭掉夏王朝，没有建立自己的稳定政权的情况下，商汤怎么可能劳师动众，经年累月地建造一个规模达16万平方公里的城池呢？即便不包括在建筑顺序上可能稍晚一些的外廓城，单就内城来说，也是不可能的。”【8】结论是，也只能是，“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属于早商文化，不是先商文化，郑州商城的内城、外城廓始建于灭夏之后，是早商商城，不是先商商城。”【8】如果要认定郑州商城是汤所居之“亳”的话，那也只能是史书漏记的成汤灭夏后兴建并复命以“亳”的新都（依李民先生的说法，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亦可能是汤灭夏后数都并成的新都，当然也可能不是正式王都，而只是军事重镇，但从建筑规模之大来考虑，还是汤灭夏后数都并存的正式王都可能性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则东汉张衡《西京赋》的“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就要改为“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六”才合乎史实。总之，不管成汤灭夏前始居“亳”的地望在何处，郑州商城似不可能是汤灭夏前始居之“亳”都。当然，笔者不认同郑州商城是汤灭夏前始居之“亳”都，并不意味着笔者不认同《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包括郑州二里岗C1H9典型单位在内的二里岗下层一期作为郑州商城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第一期，以及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的论断【9】。恰恰相反，笔者是十分赞同《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这个结论的，但笔者对该成果在肯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之后，“又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西亳”【9】的前半句郑州商城“为汤所居之亳”持保留态度，因为它逻辑上自相矛盾，语句上模棱两可，未明确说明郑州商城为汤灭夏前所居之亳还是汤灭夏后兴建之都并复命以亳，如果该成果报告撰稿人的用意是前者，我将不认同，如果撰稿人的用意是后者，我将表示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