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

（三）该书对一些深层次的历史问题，没有展开讨论，而取有意绕开或迴避的态度，我以为也是不可取的。比如，关于朝歌是否是晚商都城（纣都）的问题 ，我认为独立撰稿人王震中先生就有有意绕开之嫌。（朝歌读zhaoge不读chaoge,下同。朝歌古称沬，沬读mei, 沬与沫不是同一字。帝辛在征伐东夷高奏凯歌回朝时将沬邑改称为朝歌，取“喜迎朝阳，高唱凯歌，吉祥如意，兴旺发达”之意。自殷亡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三千年间，史家通称纣之废都朝歌为“殷墟”。近几十年来，随着“安阳小屯”冠名“殷墟”之兴起，朝歌的“殷墟”名称反而为学界遗忘了。此说取之淇县燕昭安《朝歌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传世文献告诉我们，朝歌曾是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代商王的都城，其中，帝辛以朝歌为都已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查遍该套断代史书的《卷五∙商代都邑》全书和《卷一∙商代史论纲》第二章《先商文化与商代都邑》全章，只找到晚商盘庚、小辛、 小乙时期都洹北商城和武丁至帝辛时期都安阳小屯的叙述，而完全有意绕过了古都朝歌。王震中先生在《卷一∙商代史论纲》第83页下结论说：“洹北商城是盘庚所迁之殷都，为盘庚、小辛、小乙所居住。以小屯为核心的洹南宫殿区，则是武丁以来至帝辛时期的殷都。” 纵观全书，王震中先生的立论根据有三：

① 考古发现。在安阳发现大量晚商卜辞，特别是殷墟黄组卜辞（即董作宾先生五期分法中的第五期卜辞，即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和大量遗址遗物，而纣都朝歌只是传说，没有过硬的地下发现支持。

② 安阳殷墟边界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扩大，因为“洹南殷都至今尚未发现城墙”（言外之意是，将来若有证据证明朝歌为晚商殷都，我也是对的，只要将小屯殷都的边界向南移动，将朝歌划入殷墟范围内就是了）。王震中先生在《卷五∙商代都邑》第五章中写道：“由于洹南殷都至今尚未发现城墙，因而关于洹南殷都的范围目前只能以殷墟遗址发现的范围加以认定。……而从周武王与商纣王决战之地是在朝歌的牧野来看，在帝辛时期‘大邑商’概念包括朝歌在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发现的面积有36平方公里的殷都范围，应该只是‘大邑商’的核心区域即王都区，亦即甲骨文所谓的‘中商’而已，而且这个核心区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③  基于《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卷五∙商代都邑》第318页）。

如果史学界有一天认定古朝歌是小屯殷都的一部分，我以为也是不妥的，甚至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当时朝歌的规模应该远大于安阳小屯。朝歌应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发达的都市，完全可以与今天的美国纽约在当代世界的都市排名相比美。正如淇县政协燕昭安先生所说：“在商纣王时期，朝歌京畿之地的人口已经达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当代史学泰斗李学勤先生作序特别推荐，燕昭安著《朝歌春秋》，第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此外，我们还可从商末全国人口数来推算朝歌的城市规模。商初成汤时，全国总人口约400万，西汉初全国总人口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依此推算，帝辛时的全国人口怎么算也不会超过1000万。据宋镇豪先生估算，商初总人口为400-45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商代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1%--0.12%（见《卷一∙商代史论纲》第134页）。依照宋先生给出的晚商人口不超过1000万人的数据和燕先生关于当时朝歌人口至少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论述，当时的朝歌人口应是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以上。这么庞大的都市怎么说也不可能是安阳小屯殷都的一部分。因为安阳到淇县约60公里，按常规估计，在晚商时期，安阳小屯殷都和朝歌殷都只能是两个独立的都市，朝歌绝对不会是安阳小屯殷都的向南扩展。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帝辛时的朝歌城规模可能远大于安阳小屯宗庙宫殿区的规模。亦可能是帝辛时，王都在朝歌，只是祭祀用宗庙宫殿区在洹南小屯、王陵区在洹北武官村北而已。

其实许多学者早就看出了这个深层次的矛盾。民国时期的甲骨文考证大家罗振玉说，“迁沬（读mei，第四声，下同）必在帝乙之世”（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也早就看出了这个矛盾，主张修正汉人张衡《西京赋》的商都屡迁“前八后五”说，主张加一次晚商迁沬 。郭沫若说：“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郭沫若：《卜辞通纂》的后记）。郭沫若直到晚年还要求参加《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的学者就“到底有没有帝辛时的卜辞”进行研究（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转引自王宇信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08页）。可见郭老对“朝歌必为纣都”这一问题的关心和执着。“李学勤先生更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明确提出，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不能绕过朝歌说。李学勤先生在给燕昭安先生新著作序时进一步指出：“对于朝歌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历史、考古学界给予的关注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悬而未决，有待探讨和研究。”郑州大学李民教授则试图用商朝有“双都制传统”来化解小屯殷都的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记载帝辛都朝歌的矛盾，但若追究商代之所以设置双都的原因（如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安阳与朝歌相距不到60公里，从加强行政控制角度来看，两地相距这么近，似乎没有设置双都的必要，所以李民先生的解释似也难以成立。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周殷决战主战场在朝歌南郊牧野而不是在安阳北蒙之郊来推测这个问题。

    正因为纣都是朝歌，所以武王伐纣，攻的是朝歌（“武王至商国”，《史记·正义》释“谓至朝歌”）。武王克商，封纣子武庚于纣京师，这“京师”，也是指朝歌。武庚叛周，周公东征，征的又是朝歌。武庚被诛，成王封康叔于殷墟，这“殷墟”也是指朝歌。其实帝辛之时，殷都（安阳）北蒙可能早已不用，至多是作为祭祀或保存卜辞档案之所而已。这就是武王克商，周人从朝歌获得“九鼎”，而不是从北蒙获得“九鼎”的原因。再说，纣都如果真在北蒙，牧野兵败，纣王为什么不退守北蒙王城，而却败走鹿台？武王攻克朝歌后，为什么不继续进军北蒙，而却撤兵西归？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都是因为纣都实际是在朝歌的缘故。当然，晚商迁都于沬虽历有两代和四代之争，但那些认为朝歌只是纣之"行宫"或“离宫别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朝歌应该是确确实实的殷都（纣都），因为九鼎当时由朝歌迁到洛阳，就是纣都在朝歌之铁证。“行宫”怎么能放置九鼎重器呢？纣将九鼎重器置朝歌而不置安阳小屯一带（北蒙），是“坚持纣都安阳小屯”说者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的。中国先秦时代是很重视夏初的九鼎的，因为它是王权的象征。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先后有两件信物，各朝各代都是将其作为第一宝物陈放于国都最重要之处的。一个是夏初浇铸秦时佚失的“九鼎”，一个秦始皇时以“和氏璧”（一说为“蓝田玉”）刻成，传至五代不知所终的“传国玉玺”。商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其都。盘庚迁都于殷后，九鼎也随之迁移至殷。周武王灭商后，从朝歌获得九鼎，传说曾公开展示。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雒邑（洛阳），将周之丰、镐叫宗周，将洛阳叫成周，将九鼎迁至洛阳，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永远安放在周之太庙之中。秦灭周后，又将九鼎迁至秦都咸阳。总之纣王帝辛都于朝歌又亡于朝歌的史实，决非某些学者的只言片语可以否认的。

当然，如果古朝歌城确实是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殷都的话。那么朝歌的地下一定会有许多证据。只是现在考古界多盯着安阳，很少有人关注淇县的地下而已。本人深信，如果古朝歌城的面纱一旦揭开，那就是了不得的事。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彻底弄清洹南小屯王陵宗庙区、洹北武官村北的王陵区、洹北商城、和朝歌商城的关系。洹南小屯王陵宗庙区、洹北武官村北的王陵区这一片地方，为什么只有物和甲骨出土，而一直没有发现围城呢？这里是否隐藏着什么玄机？如果它真是纣都的话，没有围城是不可思议的。建议学界要想方设法，在朝歌找到一些考古的突破口。只要能在淇县朝歌搞出几个惊人的考古成绩来，就会将国家考古的人力、物力、财力吸引到有争议的朝歌。

 我认为，1999年秋发现的洹北商城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洹北商城的发现令考古家惊喜，他们总希望从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大的一座商城为什么说废就废了呢？无非是水乎？火乎？当时的考古家认为是一场大火造成的。洹北商城废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殷人移都洹南小屯了，但小屯没有发现城墙，一直困惑着他们。其实沬邑的兴起可能和洹北商城的废弃有关，洹北商城废弃以后，殷王的目光可能不是盯着小屯，而是盯着沬邑，沬邑有城且逐渐兴盛，而小屯无城，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洹北商城发现的第二年，即2000年，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历史的真实很可能是这样，盘庚迁到洹北商城以后，又历小辛、小乙两王，洹北商城就由于火灾或洹河屡次泛水的原因不能用了。到武丁时，就把眼光盯在更南方的沬地，在沬地大兴土木，因此才启动了沬地建设，形成朝歌后来的辉煌。这就是对几千年来传世文献记录武丁以后沬地即朝歌日益辉煌的合理解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并确认朝歌的商代古城墻，我确信能找到它。我在网上看到了2009年田涛先生的《朝歌殷墟城垣考》一文，希望考古界能去研究一下。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下决心寻找并确认朝歌商代古城。朝歌商城只要一旦确认，淇县朝歌的商都地位就能得到确认。到那时，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之晚商部分就得改写，古朝歌及其地下发现就有可能与安阳小屯一样引起世人的瞩目。总之，我认为寻找并确认朝歌商城是当前朝歌考古的最好突破口。朝歌考古还有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突破口，那就是挖掘帝辛陵（纣王墓）。帝辛是不是安葬在淇河之滨？挖开便知。当然，也有许多考古家认为那只是后人造的一个假墓，不管是真是假，挖开便知。如果是真的，那就非常有价值，如果是假的，我们花费也不多。

    其实，纵观《卷五∙商代都邑》全书，可看出，王震中先生在处理朝歌问题时之所以取绕开的态度，除缺乏足够的考古资料支持外，主要还是受《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的影响。因为《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更不徙都”这一句话，就怀疑朝歌为殷末帝都是很不科学的。且不说殷纣王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殷纣时开始愈加丰富绚烂。如果否认朝歌为殷末都城，那么许多有关殷纣的史实将失去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仿淇县政协燕昭安语）。就以《竹书纪年》本身而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也是值得推敲的。众所周知，《竹书纪年》早于常见史书，且躲过了秦始皇焚书一劫，因此其学术可靠性较高。但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原简在晋永嘉之乱时亡佚，晋人荀勗﹑和峤的“初释本” 和卫恒、束皙的“考正本”以及后人的传抄本等也早在宋代或唐末五代时亡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今本竹书纪年》刻本已为学界证明为明人伪书。现在我们见到的《古本竹书纪年》是清人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而成。清人辑成的《古本竹书纪年》与晋时发现的《汲冢纪年》相比，其学术可靠性已经大打折扣。也有人怀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句话是后人所加，非《汲冢纪年》原文，怀疑的理由是正因为追加者自己觉得“心虚”，才又在“更不徙都”之后画蛇添足，添上“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之语，以自圆其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添加语句，反而露出了其篡改历史的尾巴。

最后再说一下黄组卜辞的王世断代与纣都是否朝歌的关系问题。郭老一生为什么如此关心安阳小屯到底有没有帝辛时期的卜辞问题呢？因为在甲骨学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纣都在朝歌，那么在安阳小屯发现的董氏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卜辞（黄组卜辞），一定不是帝辛时卜辞，如果黄组卜辞中包含有大量的帝辛时卜辞，则可断定纣都在安阳小屯，不在朝歌。其实甲骨学界的这个约定俗成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即使安阳小屯发现的黄组卜辞（董氏第五期卜辞）全部是帝辛时期卜辞，也不能否定帝辛先都沬后改朝歌的史实。因为卜辞档案的保存地点与贞卜地点并不一定都在王都。很可能贞卜在朝歌王都，而甲骨档案保存在小屯宗庙宫殿区，甚至可能纣王住在朝歌王都，而有时因祭祀的需要到小屯宗庙宫殿区去贞卜。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经甲骨学大家王宇信先生认定是商人的庙祭甲骨却在陕西周原出土，对此虽不明具体原因，但却开了此地甲骨在彼地收藏的先河（引者按：王宇信在分析陕西周原凤雏出土的涉及商王宗庙名和祭祀商人祖先的甲骨的族属时曾指出：“我们认为，周原庙祭甲骨确为商人之物。”----王宇信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489页）。

况且，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对黄组卜辞的断代分期研究成果并不支持“黄组卜辞是帝辛时期说”。近年来随着李学勤提出的区别于董作宾的新的分组说“两系说”及其支持者黄天树（《殷墟王卜辞分期断代》，1991，台湾，黄天树为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的高足）、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1994）、李学勤和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究》，1996）、徐明波（《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2007，徐明波为彭裕商高足）等人的不断完善，对殷墟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他们首次将卜辞刻写人刻写卜辞时的“字体特征”（类似于今天分析写字人字体特征的“笔迹学”）引入到甲骨文的分类中来。虽然这种取代董氏传统分期方法的“两系说”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烦琐，很难使人掌握”（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05页）。但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努力，凭借这种新方法，终于从十多万片的甲骨中理出一些头绪来。其中彭裕商先生的高足---徐明波先生的艰苦工作最令人敬佩。他经过反复对比研究后，指出：董氏第五期卜辞（乙辛时期卜辞），即“黄组卜辞的时代特性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根据卜辞的字体风格和字体特征将黄组卜辞分为两类，即黄组一类卜辞、黄组二类卜辞。其中黄组二类卜辞又可细分为三小类：黄组二A类、黄组二B类、黄组二C类。” 他又从“黄组二类卜辞字体结构和书体风格已迥异于黄组一类卜辞。”考证出“黄组一类卜辞时代为帝乙”、“黄组二类卜辞的上限也可及于帝乙时代”，下限为“帝辛”时代的结论。他还对学界争议最大的黄组战争卜辞中最重要的“十祀征人方”卜辞的所属王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根据字体特点对“十祀征人方”材料进行了排谱，得出“‘十祀征人方’应为帝乙之事”的论断（引者按：徐氏将《合集》36567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似欠妥）。最后 ，徐明波先生得出结论说：“黄组卜辞据字体结构和书写风格可分为两类”，“黄组一类和黄组二类”。“其中黄组二类卜辞属商王帝辛时卜辞。从黄组二类卜辞数量在黄组卜辞中所占比例较小，记有年祀的仅一例来看（《合集37835》：二祀十二月，……），我们推测现有黄组中的帝辛卜辞只是帝辛时期卜辞的一部分。熟悉甲骨文的学者知道，商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王为武丁，其在位五十九年。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十二册中就有七本收录的是武丁时期的卜辞。与此对照，黄组卜辞中帝辛卜辞的数量与史籍所载帝辛（纣）在位至少三十三年是极不相称的。对现有黄组卜辞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重视‘纣都朝歌’之说。文献多称纣都朝歌。……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些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也证明纣都朝歌是有根据的。……我们期待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笔者认为，徐明波先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对帝辛时期的大量卜辞尚未出土的推测也是有道理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纣都朝歌而非安阳小屯，是既有史据又有理据的，作为断代史的《商代史》取绕开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即使作者不支持此说，将它写到史书中讨论一下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