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

在中华史学界的主流学者中，除了郭沫若和董作宾以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商末帝辛的政绩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能科学审视末代商国大政。

大陆史学大家蔡美彪（1928年生，健在）和台湾的史学泰斗李定一（1919-2002）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蔡美彪遵照江泽民同志指示，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委托，以85岁高龄、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穷一生积学、历三载时光、独自撰著的一部简明中国通史型普及史书《中华史纲》于2012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他在这部不到400页的通史型著作中尚能留给帝辛大半页的篇幅，给帝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般普及型通史著作做不到的，难能可贵啊！他在该史书中客观地指出：“商国最后一个国王受辛”“几次出兵攻伐东夷的人方等国，屡获胜利，掳得大批的俘奴。”认为“纣似曾企图有所改革，不祭祖先以减少杀奴，收容逃亡奴隶以缓解反抗”，“纣是有作为的国王，也是刚愎自用的暴君。”

与大陆的蔡美彪相对应，台海彼岸史学泰斗李定一，也出了一部中国通史型普及读物，书名也叫《中华史纲》。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在港台地区影响很大，是港台人心目中最权威的国史读本。该书于1986年由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了竖排初版，近日，2012年4月，大陆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又为其出了横排新版，更方便大陆读者阅读。李定一的通史型普及史书横排新版《中华史纲》全书564页，殷商部分占了9页半。他在该书中，认为从盘庚迁殷到帝辛这273年间，是一部革新派与保守派反复较量的历史，他认为“殷代最后两王帝乙同他的儿子帝辛”“再恢复新制”。他说“根据卜辞，我们可以确定新派是合理的维新，旧派是顽固的守旧。”最后他客观、公正地评价帝辛说：“由卜辞证明‘英明果断’的纣王（帝辛），却是文字记载历史中最残暴无道、万恶所归的君主。举一反三，我们于先秦诸子，对尧、舜、禹、汤、桀、纣等史事的看法，也应持比较客观的评论。”李定一这个新史观，不仅体现在他对纣王的评价中，也纵贯于他的全书，甚至一生。未受过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台湾史学家尚能对帝辛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我们大陆的自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史学家们，反而对帝辛持三千年来传统史学的观点，从郭沫若、董作宾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观点倒退回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推出了一本普及型通史读物《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该书对纣王的评价就持传统史学的观点。该书中写道：“商朝末年，帝乙、帝辛（纣）不断用兵东南，征伐夷方。经年不息地发动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与商王朝之间的矛盾，都空前激化，加速了商朝的灭亡。商纣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骄奢淫逸，大修宫室台榭，广建离宫别馆，与宠妃妲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纣王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甚至出现了把商王祭祀上帝祖先的牛羊等祭品都抢光吃光的现象。纣王重用奸臣崇侯、恶来、费仲、蜚廉等，排斥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等有识之士，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严重危机。此时，商的属国周邦在西边兴起，国势日渐强大，腐败的商王朝灭亡之势已成定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编写《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由于这本书是江泽民同志作序向全国干群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又于2012年7月30日在京为该书和蔡美彪的《中华史纲》举行了专门的出版座谈会，中宣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又发了专稿，高调报道该书的出版消息。因此，该书的“高调贬纣”观点将会在全国干群中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对纣王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蔡美彪著《中华史纲》也同时受到江泽民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的高调推荐。但由于广大干群工作忙碌，不一定能做到《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华史纲》两书兼读（他们可能更愿意选读江泽民同志撰序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因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的“高调贬纣”观点在全国干群中的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