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

 

第三部分   对帝辛（纣）的评价有失公允

 

纵观中华史学界，从西周到清这三千年，主流史学一直是妖魔化帝辛的，到明代随着神话小说《封神榜》的出现，更是将帝辛妖魔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期间，如孔门弟子子贡等虽也为帝辛说了句把公道话，但那仅是凤毛麟角而已。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排谱，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指出，纣王的七十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文中列举纣恶出于《尚书》的，只有六项，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顾氏进而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在近代、现代，第一个为纣王鸣冤并大加赞扬的是郭沫若。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首次印行郭沫若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该书中的《驳<说儒>》，是直接针对胡适先生《说儒》一文而写的。胡适先生通过研究上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合乎史实”，强调“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1959年6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视察安阳。他重点考察了王裕口、后岗、小屯一带的殷商遗址。每到一处，他都仔细查看，细细品味，详细询问每一件古物发掘的地点、土层和墓道状况，不时指出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珍贵价值，并勉励安阳考古队的同志们要认真严谨地做好发掘和整理工作。郭老还即兴泼墨挥毫，书写了《访安阳殷墟》、《观圆形殉葬坑》两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郭老的《访安阳殷墟》诗句，已经家喻户晓：

访安阳殷墟    郭沫若

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始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观圆形殉葬坑》全诗，共七言五十二句，因为太长，不便吟诵，有爱好者，将头、尾句和中间的二十二句整合成一首《现代七言诗》，在全国特别是在安阳民间已经广为流传：

  （观圆形殉葬坑   爱好者据郭老原诗缩成，共七言二十四句）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

殉者为男皆少壮，纵横狼藉如羊猪。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

武王克纣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

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

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

再历春秋迄战国，始成一统之版图。

秦始皇帝收其功，实由殷辛开其初。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冤当解除。

权衡公正无偏诬，推翻旧案莫踟躇。

 

《观圆形殉葬坑》的全文是：

          观圆形殉葬坑    郭沫若  （共七言五十二句）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

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髑髅四，纵横狼藉如羊猪。

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铜卣铜鼎铜戈兵，有丝成线粟已枯。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

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百克无后非战罪，前徒倒戈乃众俘。

武王克纣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

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亘历西周四百载，南北并进殊其途。然而文化本同源，同伦同轨复同书。

再历春秋迄战国，秦楚争霸力相如。楚人腐化秦奋励，始成一统之版图。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而为污。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没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

 

继郭沫若之后，毛泽东则为纣王翻案过了头。毛主席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他又说“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 （同上书，第1157页）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连郭老听到后都感到惊讶，这就过了头。更有甚者，毛主席在为纣王大摆其功的同时，又挥起大棒打倒了为众多史家歌颂了三千年的“三仁”。“三仁”之首的微子，首当其冲，成为毛主席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汉奸”、“里通外国”分子。他说：“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见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收入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郭老的积极倡导和毛主席对纣王评价过了头这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很大，致许多史学工作者对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评价纣王和如何科学认识末代商国大政的问题上又陷入了沉思。为纣王翻案的热度立即减了下来。经过一个阶段的思考，海峡两岸史学界的主流学者，终于取得了共识，先后走上了对纣王及其时政评价既客观又公正的正确道路。既不为“尊者讳”，又不受“传统观点限”，对纣王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还原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形象。历史上的真实纣王，既有年青时雄姿英发、咤吒风云、锐意改革，有宏图大略之志的一面，又有年老时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刚愎自用、盲目乐观、拒谏饰非、不听劝告，落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的悲惨下场的一面。从客观上讲他经营东南、开疆拓土、锐意改革、解放奴隶，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立下了赫赫功绩。同时也为当时劳动人民带来了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无限灾难，大大激化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总之，历史上真实的帝辛（纣）是个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其长诗《观圆形殉葬坑》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帝辛时期的开疆拓土，今天的众多炎黄子孙，恐怕仍然会窝在叫做中原的豫冀鲁之交的一小块地方，至多加上晋陕。就像我们今天到西欧旅行那样，从西欧的任何一地坐火车，不要几个小时就到另一个国家了。如果是坐飞机，刚上天一会，就会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领空。1900年八国列强为何联合起来侵略中华？还不是想瓜分祖宗留给我们的这块宝地么！后来它们因分脏不均而内讧，也因为它们各自嘴太小咽不下我们这块祖地，才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以各自获得大量脏款、在华获得多项主权而了结。即是说，没有当年“邦畿千里”的殷帝国，就没有后世幅员辽阔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在其力作《甲骨学五十年》中也和郭沫若先生一样发出了类似的赞叹：“也可知殷末两帝是如何的英明果断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殷亡周兴时开始愈加丰富绚丽。多卷本《商代史》如果不对末商这台历史大戏的主角作力描述和评价，那么许多有关当时威振一方、“邦畿千里”的泱泱大国末代殷国的史实将失去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早在多卷本《商代史》课题立项之时，许多读者就对编者如何描述末商帝国这台大戏寄于厚望，甚至是翘首以待。但读了涉及这台大戏主角的《卷一•商代史论纲》、《卷二• “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徴》、《卷四•商代国家与社会》、《卷五•商代都邑》、《卷八•商代宗教与祭祀》、《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卷十一•殷遗与殷鉴》等卷以后，关心这台大戏如何上演的读者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主角帝辛仍然以三千年来的老面孔出台，仍然是残暴无比、居功自傲、盲目乐观、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不听劝告、听信妇人、任用小人、大兴土木、好酒淫乐、挥霍无度、战事频繁、十恶不赦，以致成为众叛亲离、民不聊生的一代暴君，至于帝辛经营东南、开疆拓土、锐意改革、解放奴隶，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立下的赫赫功勋，读者也只能从有些卷的字里行间体会到，竟无片言只语的明确文字评论。倒是对“三仁”之首微子的品德，借学者陈奇猷之口，以不经一驳的《吕氏春秋》的《诚廉》和《贵因》孤证为据，发出了一些与三千年来对微子评价的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