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中的殷宝山案

清政府为了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在其统治期间，曾经大兴文字狱，销毁、篡改了许多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其中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最厉害，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以文字作品定罪，任意罗织罪状，获罪的人不少，下层知识分子受害特别多。在那时，吟诗作文，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忌讳，经常莫名其妙祸从天降。镇江殷宝山案曾是清代文字狱中的一件大案，惊动了朝野上下，在读书人中造成浓重的恐怖气氛。

殷宝山是镇江的一个秀才，只能算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可能是他的性格有点天真，听到朝廷开门纳谏的宣传就误以为真，结果上了当，吃尽了苦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学政刘墉到金坛办理考试时，在泰兴坐馆的殷宝山当众递上一份意见书，题名《刍荛之献》，指摘江南吏治、学风种种弊端。按理说这份意见书当堂递呈，直言时弊，而又自称“刍荛之献”，应该说并没有什么恶意。“极言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常、学校之坏。”他一定还自以为非常忠心，想得到皇上的殊恩，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大祸临头，被卷入了文字狱的漩涡。

在一般人的心中，江苏学政刘墉是一个有才气的人，很少有人说他的坏话。但在殷宝山案，却扮演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显得心胸狭窄，待人也不那么厚道，有借此案博取办事干练的好名声之嫌，太小题大做了，害了不少无辜的人。据刘墉上的奏折，叙述经过时说：“臣在金坛办理试务，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当堂投递一纸，题曰：‘刍荛之献。’极言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常、学校之坏，甚属狂悖。当即拿交府县收禁。即其家中搜出诗文两本，除鄙俚不通外，内有《记梦》一篇，语句荒唐，心事暧昧，应行究讯。现在移知督抚办理。并将作序加批之人究出，一并讯办……”

刘墉这么一奏，可给殷宝山上了烂药，让还有不少无辜的人吃尽了苦头。要知道清朝到了乾隆时候，是号称“盛世”的。所谓“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乾隆皇帝也自以为是一个了不得的皇帝。在如此的盛世里，当然不能有秕政，既然没有秕政，就不该“耳闻目见，无一而可”了。殷宝山这时的逆耳直言，显然触动了这位了不得的皇帝的神经，是他不能忍受的，这种直言必然是“叛逆”之言，是“罪不容诛”的。

从乾隆皇帝对殷宝山案的处理上，我们看到了这个自以为是一个了不得的皇帝在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方面也确有能耐。他是这样对待“刍荛之献”的：“殷宝山所呈‘刍荛之献’，深诋士习，民风，吏弊，竟以为耳闻目见，无一而可，其人必非安分守法之徒……”于是乎殷宝山的罪案便坐实了。

在乾隆皇帝的谕旨里，还指出殷宝山所作《岫亭草》里一篇“记梦”有问题，里面的“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这几句话是心怀不轨，以为“该犯自高曾以来，即为本朝臣民，食毛践土，乃敢系怀故国，其心实属叛逆”，自然就“罪不容诛”了。一提到朱字，就会是“指称胜国之姓”，就会是“系念故国”，就会是“罪不容诛”，这实在批得离奇。

结果殷宝山全家8口，以及为殷宝山诗文作序和批点的赵学礼、尹发莘、殷一桂等都被逮捕，解京严讯，后又牵连到其已故的堂叔殷怀璞一家，一时陷入“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的恐怖之中。乾隆皇帝大骂总督、 巡抚等“所司何事，应得何罪”，责问“该地方官平日竟置若罔闻”，要彻查司、道、府、县各级官吏的责任。结果，江苏布政使、按察使，有关的道、府、州、县、教谕、训导等官员全被参处。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士子惴惴自危，地方官们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士子惴惴不安，地方官们也惶惶不可终日。

案件的最后也实在审不出多少花样，于是殷宝山被发配到塞外充军，直到老了快走不动路时才遇赦归里。据说乾隆皇帝此时还不放心，还向地方巡抚打听回乡后的殷宝山安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