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殷商后裔姓氏志

成汤的国号既然为殷不为商，那么史书中和甲骨卜辞中，为什么还称商呢？那是因为成汤立了规矩，国号定为“殷”以后，这族号“商”仍不能废，因为“商”是祖根，凡是商族内的一切族事活动，如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等活动，还必须称商。商王在管理族内事务行使“族权”时，要自称商王，或简称“王”，而不能自称殷王，更不能自称殷帝。商王只有在以天下共主身份处理“国事”行使“天子权”时，才称“殷”，如外交、向天下发布昭告、与诸侯盟会、征伐反叛者等场合才用国号“殷”，其他场合还一律称“商”，特别是在祭祀祖宗时更必须一律称“商”，不得称“殷”。而殷墟卜辞，正是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的记录，这所有占卜贞问活动都属于商族内部的族事活动，这就是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如“商”、“天邑商”、“大邑商”等）而“殷”字却罕见的原因。成汤立下的这个规矩可以简单地表达为：“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

成汤建立的泱泱大国殷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六个世纪之久，创造有灿烂的文化，至契的第三十世传人帝辛（纣）时，由于帝辛的文治武功，疆域达到顶峰，民族数量也跃居史上之最，为今天的中华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周人对殷人典籍档案的故意破坏或窜改，使我们除地下考古发现外，无法得到殷代的真实传世文献。周室此举，意在从中国历史上抹杀曾屹立于东方六个世纪之久的泱泱大国殷之影响，给后人造成一种假象，使后世史家误以为周才是中华一统和中华灿烂文化的缔造者。周人这个良苦用心，经后世孔、孟等儒学大师，特别是经董仲舒等汉儒们，大力提倡和渲染，成为中国的正统治史思想，统治了中国史学界近三千年，直到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的成功，殷代灿烂的文化才重见天日。

由于帝辛（纣）用兵频繁，激起民怨。加之，他晚年刚愎自用，居功自傲，生活腐化，用人不当，且过于相信天命，不听微子、箕子、比干等忠臣的谏言，致看似强不可摧的帝国大厦，在周师的袭击之下，倾刻坍塌瓦解。帝辛（纣）虽然因己过失国，但他在开疆拓土奠定中华版图、建立多民族国家、解放奴隶，锐意改革等方面功不可没，决非夏桀之类。后世史家常将桀、纣并讨，是有失公允的。起码可以这样评价帝辛：“功勋卓著，过失也大，功过相抵，不是英雄，也不是暴君。”笔者认为，帝辛是个历史人物，我们评价他时，也应该历史地对待，不应拔高，也不能贬低，宜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为妥。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将其从被历代史家妖魔化的“暴君”形像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有情有义的普通国君是最适当的。

据袁义达等《中国姓氏•三百大姓》统计，现代殷姓依人口计位列第一百一十一位姓氏，约占全国人口的0.14%，总人口约有170余万。本是殷王朝国氏的现代殷姓为什么会由殷商大族沦为弱小族姓呢？致中华殷氏发生人口锐减的事件主要有两次：一次是自西周初至秦末，中华殷氏屡遭诛灭，致总人口从殷末商王族“大宗殷”一族的百人规模或几百人规模（后者包括王亲国戚和王室成员的配偶在内）锐减到秦末的几十人。另一次致中华殷氏发生人口锐减的事件是，北宋初的避宣祖讳。

从周初至秦末，见于文献的殷氏名人，只有两人。一个是战国时的卫相国殷顺且，殷顺且按照卫嗣君的遗命出任卫相国，辅佐卫嗣君的儿子公期，原来卫嗣君的奸臣緤错、拏薄一帮人全部被罢免。此则史事见之于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三十二·宋卫策。另一个是秦二世时，官至秦会稽郡守的殷通，被项梁、项羽叔侄谋杀灭门。此则史事见之于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等史书。在臧励龢等编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六月初版，上海）收录的七十六位殷姓名人中，属于先秦时期的也仅有秦二世时的会稽郡守殷通一人，属于两汉的也仅有五人：东海博士殷嘉、两汉间守节不仕王莽也不愿徵于光武帝刘秀的雁门人殷谟字君长、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博士殷亮、东汉会稽太守殷丹和东汉桓帝时天文学家辽东人殷馗。在澹泊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名人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12月图文版第1版）收录的中国名人中，收录的第一个殷氏名人是三国时东吴的殷礼（今丹阳人），从上古到东汉末，《中国名人志》收录的名人中，除殷商王室成员外，没有一个殷姓人。后来由于汉至唐陈郡长平殷氏的中兴，殷姓人口才从秦末的几十人发展到唐末的十多万人。致中华殷氏发生人口锐减的第二个事件是，北宋初的避宣祖讳。北宋立国之初，赵匡胤追封其父赵弘殷为赵宋宣祖，从此国人用姓取名必须避赵弘殷名讳，其姓名中不得含有“弘”和“殷”两个字。如果国人强行不避宣祖名讳，则不得入国学，更不得入仕。于是北宋的殷姓，几乎全部改为汤姓，少数改为商姓。于是，宋代的汤姓人口统计数突然从唐末的极为稀少上升到十二万，而宋代的殷姓人口实然从唐末的十多万下降到接近于零。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因南宋和明代改姓殷人的回姓，殷姓人口才又恢复到唐末的水平，达到十二万人，即使如此，明代万历年间的殷姓人口还是远少于汤姓人口（明代万历年间殷姓人口十二万，汤姓人口十九万，显然明代万历年间的十九万汤姓人口的主体还是由北宋因避讳改姓的殷姓人口组成）。在北宋年间，不仅活人要避讳，不能姓殷，就是死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殷氏老祖宗也不准姓殷。如宋朝所编的前朝正史、野史，凡涉及到殷姓的，均全部改为汤姓。如晋代名将殷浩、殷仲堪在宋太宗时编的《宋钞本洪范政鉴》等书中，都分别被改姓为“汤浩”、“汤仲堪”。从澹泊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汤二姓历代名人数的历史分布曲线的突然变化也可以窥其端倪。从上古到清末（上古～公元1911年）《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汤姓名人共五十二人，其中，从上古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政权止《中国名人志》收录汤姓名人只有三人。而从公元960年北宋立国到清末，《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汤姓名人突然增加到四十九人，其中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收录十一人，明代收录二十四人，在宋代收录的十一位汤姓名人中，除宋高宗时武举人汤鸴无法确定其世系外，其他如安徽池州汤悦（殷崇义）、汤允恭等十人从地域和世系来考虑，全是北宋初改姓汤的殷氏后裔（汤悦、汤允恭、汤千、汤中、汤汉、汤璹、汤正臣、汤东野、汤思退、汤鹏举）。《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姓名人的历史分布和汤姓名人的历史分布正好相反，在赵宋从后周夺取政权的公元960年之前《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氏名人共四十三人（收录的殷商王不在此内），而到公元960年之后《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氏名人突然锐减。整个北宋朝（公元960年～1127年）一个殷姓名人也没有。由南宋（公元1127年）至清末（公元1911年）《中国名人志》收录的殷姓名人也只有十四人。如果以北宋立国的公元960年为分界，将中国从上古到清末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话，公元960年之前，汤姓名人只有三人，公元960年之后，汤姓名人突然增加到四十九人；而公元960年之前，殷姓名人多达四十三人，公元960年之后殷姓名人突然锐减到十四人。且在整个北宋期间（960～1127）一个殷姓名人也没有。从以上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因北宋初的避宣祖讳迫使殷姓改为汤姓的这个北宋国策，对中华殷姓人口的锐减和中华汤姓人口的突然增加（即中华殷姓人口向中华汤姓人口的转移）起的影响是何等巨大了。即是说，北宋及北宋以后的殷姓人口突然非正常减少不是天灾人祸、也不是殷姓繁衍力减弱造成的，而是由宋初避宣祖讳改姓转化为汤姓和商姓的人口造成的（即是说实际的殷姓后裔并没有减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殷姓人口170万，汤姓人口200万。殷姓人口仍少于汤姓人口。也就是说，在目前的200万汤姓人口中，北宋时因避讳改姓的殷裔人口应该占绝大部分。如果将当代汤姓人口全加到殷姓人口中去，则殷、汤二姓的总人口在370万人左右。若将殷、汤二姓总人口全视为中华殷氏人口，则目前殷姓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0.29%，这样一来，可使中华殷氏的人口排位从目前的第一百一十一位上升到第七十位。因此当代的中华殷氏都视中华汤氏为最亲近的共祖族人。唐末五代至南唐的殷氏名臣殷文圭、殷崇义一家就是北宋因避讳改姓汤的历史见证人。殷文圭、殷崇义（即汤悦）父子二人，因为名气大，已成为姓氏史学家研究北宋殷姓改汤姓的典型接口人物。唐末名士殷文圭（唐末进士）生三子，长殷崇义（南唐宰相，随南唐后主李煜入京仕宋，为宋初之大文豪）、次殷崇礼、三殷崇范。殷崇义、殷崇礼在宋朝为官，分别改名为汤悦、汤静（后被史家讹传成汤净），老三殷崇范奉兄命不入宋仕，未改姓在家守殷氏香火。殷文圭、殷崇义、殷崇礼父子三人的后裔，已成为当代汤姓大宗，殷文圭也已成为今汤姓大宗公认的共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