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殷、殷商辨

              第三节    论据和结论

一、在成汤代夏前“商”既是族名，指商族始祖“子契”的后裔；又是夏的诸侯国商侯的邦国名。对此，史无争论。但成汤代夏后的商是否仍是族名兼国名，学界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正如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成汤代夏后，已改国号为殷。作为国名的“商”虽已废弃不用，但作为族名的“商”的功能却大大增多，且其政治功能明显高于其血统功能。

成汤代夏后，商族，尤其是商族中的贵族，由普通的弱小族群上升为多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族群，商的首领从一个小邦的国君商侯上升为天下共主天子（帝）。此时，“商”作为族名的政治功能明显地高于其血统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商已成为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合一的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即是说，在成汤代夏以后，凡是王权集结之处皆仍称商而不称殷（如天下共主天子自称商王、统治中心王畿称商、王都称商、宗庙和祭祀场所称大邑商、天邑商等），以彰显祖宗的功德和商族统治其他各族的权威。这就是卜辞中“商”字频频出现而作为国号的“殷”字反而罕见的原因，这也正是一些学者误以为成汤代夏后国号仍为“商”的原因。成汤代夏后，其政治体制仍是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合一的国家。天子（帝）既是天下共主，又仍是商族的最高主宰，仍自称“王”（商王），这在大量卜辞中已经得到证明。中央是这样，地方也是这样，各个子姓分族或异族的族长就是各个地方自然的行政长官。在商族内部，从天子到地方的层层宗族组织仍皆用商而不称殷。作为国号的殷只在处理全天下政务和外交场合下使用（如召集方国邦君会盟、昭告、以天下共主名义征讨反叛者、与友邦结盟或建立友好关系等），在其它场合均仍用商不用殷。这是族权、神权、政权集于（商）王一身的殷王朝的必然现象，不似我们现在这样，一旦国名定了，就天天用、年年用，时时刻刻用。

以上论述，很容易在卜辞中得到印证。殷天子（帝）仍自称商“王”不称殷帝的例子在卜辞中比比皆是。此外，天子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即王畿称“商”不称殷，如《合集》36975=《粹》907①，先贞问“商”（即王畿）今岁是否受年，再贞东西南北四土是否受年，即为王畿称商一例。王都名称“商”不称殷，有不少卜辞记有王“自商”、“入商”、“入于商”及“至于商”，均表示王经常进出王都的意思，如《合集》24227、20578、10344、32183等都是王都称商的例子。有影响的离王都较远的旧都或城邑可沿用原名称“商”，如《合集》17300贞问是否有象牙从“商”地进贡，显然这个叫“商”的地方应是离王都比较遥远的旧都或城邑。王为全族全国祈求福祉用“商”的名义贞问而不用国名“殷”的名义贞问，例如《合集》20650、9661、9663、9664、9666、24427，此六例都是贞问全族全国是否受年，其中的“商”为代表全族或全国的名词。卜辞中除了有很多例单字词“商”字称谓可分别作上述解读外 ，还有一些三字词带“商”字的称谓，如“大邑商”、“天邑商”等也可作类似解读。据港台李定一教授的意见，“大邑商”可解读为王室重要的宗庙所在地，是祭祀场所的专称。如合集36507、36511、36530、36482、36546、36548等例，皆是出征前贞问是否受佑而告于“大邑商”。可见“大邑商”是王室的宗庙所在地，其内供奉有保佑出征顺利、凯旋归来的祖神，因此，每逢征战，王必亲自贞卜。另外，“大邑商”有时也指称“王都 ”，如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记有成王说的话：“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这里的“大邑商”显然是指殷帝辛（纣）的政治中心王都朝歌。卜辞中的“天邑商”出现于《合集》36540、36541、36542、36547、36535等。从这些卜辞来看，“天邑商”似为对先公、先王进行衣祭（大合祭）的场所，其地理范围应较大，应是在王畿内，甚至可能是王畿的名称。传世文献中，也有“天邑商”的称谓，《尚书•多士》记有：“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这里的天邑商即是王畿的名称，指周初时武庚的封地。

上面主要论及成汤代夏后，象征王权至上的族名“商”的政治功能大大增多。但作为种族来说，“商”的基本功能还是血统功能。“商”族特别重视血统功能的手段是祭祀。契既为商族始祖，理应受到殷王的祭祀，在甲骨文中，应有所反映，且应排在“高祖”之列。专家们耗几十年工夫，查遍十余万片甲骨，终于在殷王的祭祀对象中，筛出享受高祖待遇的十四位②候选者。如高祖夒（《合集》30389，三期；《屯南》4528，四期）、高祖河（《合集》32028，四期）、高祖王亥或省作高祖亥（《合集》30447，三期；《合集》32916，四期；《合集》32087，四期；《屯南》608，四期；等）、高祖上甲（《屯南》2384，四期）、高祖乙（《合集》32447，四期；《合集》32448，四期；等）、岳（《合集》10076，一期；《屯南》1116，四期）等。其中在名前冠有“高祖”的（即属于“高祖某”类型的）只有夒、河、王亥（亥）、上甲、乙，共五位。在这五位“高祖某”类型候选者中，哪一位是商祖契呢？其中，高祖上甲已被史家确认是契的七世孙（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八位先公微）。高祖王亥或高祖亥已被确认是上甲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七位先公振）。高祖乙已被确认是革夏命建立殷王朝的成汤（子履）。对高祖河，史家有较大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河（还有岳）是殷王祭祀的自然神，但持此说者至今拿不出可信的证据。有的学者认为河（还有岳）均是殷王的先祖，如郭沫若③等，此说从卜辞中即可求证。也有学者认为殷王除祭祀本族的高祖神外，对与商族关系密切的异族神也会尊为高祖来祭祀。他们认为,因有易族君緜臣杀商侯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借河伯族之师而伐有易，灭其族，杀其君緜臣，因而殷王感河伯族之恩，将河伯族之君河这个异族祖先神也当作高祖来祭祀，并且刻意将上甲与河或者是王亥、上甲与河安排在一起祭祀。伊藤道治和王震中师徒即持此观点④。常玉芝认为 ，河为王亥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六位先公冥），岳为河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五位先公曹圉），也可能是岳为王亥之父（即冥），河为岳之父（即曹圉）②。现在只剩下一个候选者高祖夒了，这个高祖夒会不会是契呢？对此，史家还未达成共识，王国维认为夒是契之父帝喾⑤，常玉芝认为卜辞中的高祖夒即商族始祖契②。常玉芝说目前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笔者也认为卜辞中的高祖夒应当就是商族始祖子契，而不是帝喾。

从卜辞中虽可初步认定商族始祖契就是甲骨文中的高祖夒，但关于契因何受封立族的问题还得求助于传世文献。例如：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从以上文献加上卜辞之印证，契封于商，赐姓子，为商族之始祖，当无问题。

二、“殷”是国名，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称殷不称商。

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叫商还是叫殷，在卜辞中无法印证。因为卡辞中“商”字出现的频度比“殷”字高得多，这些“商”字既可解读为增强了的族名政治功能，也可解读为国名的功能。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将传世文献与卜辞结合起来考察。有些学者从卜辞中多次出现“商”的称谓，而罕见殷，就置许多传世文献而不顾，断然否定《史记•殷本纪》之说，将成汤的国号从殷改称商，是很不严肃的。正如前述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指出的那样：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其实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称殷不称商，很容易从传世文献中求证。例如：

《诗经•商颂•长发》中的诗句“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没有写成“有娀方将，帝立子生殷。”《诗经•商颂•玄鸟》的诗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也没有写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商和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商是因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蛋致孕生的契因功封于商这小地方而得名，是族名。殷是成汤代夏疆土扩大后的国号名。成汤代夏前，“商”之疆土才占区区七十里方园的地方⑥，《诗经》当然不会说“宅商土芒芒”。芒芒者，广大辽阔也。只有在成汤代夏后定国号为殷，疆土大大扩大，才能说国土芒芒。这就是《诗经•商颂•玄鸟》中先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后说，“宅殷土芒芒”的道理。如果将其改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就说不通了。有人说，盘庚迁殷以后，商才改称殷，实误。一是因为盘庚迁殷是回到祖先（上甲）中兴过的故都；二是因为盘庚迁殷前商族统治的疆域早已就国土芒芒了，如果成汤代夏后的国号还叫商，那么《诗经•商颂•玄鸟》的诗句就必然会说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而绝不会说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除诗经以外，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称殷不称商，也很容易从周初的政治文献中得到证明。

《尚书•周书• 多方》是周成王归自奄，在宗周昭告众邦国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有一段是周成王对归顺的多方诸侯的训话。在这段训话中出现了两个“夏”字、一个“殷”字、一个“商”字。仔细推敲这四个字，可确认，在西周人的眼中，“殷”和“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殷”是与前朝“夏”并列的国号，是朝代名，而“商”是指商族，是族名。这段训话的原文如下： 

“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

这段训话的意思是说，告诉你们各位邦君，并不是上天要舍弃夏国，也不是上天要舍弃殷国。是因为夏国和殷国的君王和你们各个邦国诸侯大肆淫佚，夸大天命，安逸而又懈怠。夏朝灭亡是因为夏桀谋划政事，不在于劝勉，于是上天降下了亡国大祸，诸侯成汤代替了夏桀；殷朝灭亡是因为你们商族的后王纣安于逸乐生活，谋划政事不善，于是上天也降下了亡国大祸。在这段话中，周成王将夏、殷并列，而不是将夏、商并列，正说明在周成王心目中，成汤代夏的国号是殷不是商。只是在述及殷朝灭亡的原因时，才提到“商后王”三个字，显然这里的“商后王”是指“商族的最后一王纣”。如果周成王认为成汤代夏的国号是商不是殷的话，他就会将夏、商并列，而绝不会将夏、殷并列。因此，《尚书•周书• 多方》记载的周成王对多方诸侯的这段训话是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称殷不称商的铁证。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将殷代史定名为《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何等英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