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殷氏被迫改汤姓考（未完待续）
三、殷文圭生平考
正史中，载及殷文圭的仅三处：
一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一十四·高、赵、田、朱》田頵本传中：
“頵善为治，资宽厚，通利商贾，民爱之。善遇士，若杨夔、康骈、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为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镠交辟不应。頵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为尽力。夔知頵不足亢行密，著《溺赋》以戒，頵不用。”
二为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周书）世宗本纪五》记述汤悦为江南进奉使，所引注中提及其父殷文圭：
“... 赐宰臣、枢密使及近臣宴於玉津园。己巳，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遣使贡方物。壬子，天清节，群臣诣广德殿上寿。江南进奉使商崇义代李景捧寿觞以献（《宋类苑》云：汤悦，父殷举，唐末有才名。本名崇义，建隆初，避宣祖讳改姓汤。初在吴为舍人，受诏撰扬州《孝先寺碑》，世宗亲往，驻跸此寺，读其文赏叹。及画江议定，后主遣悦入贡，世宗为之加礼。自淮上用兵，凡书诏多悦之作，特为典赡，切于事情。世宗每览江南文字，形于嗟叹。当时沈遇、马士瓦等皆不称职，复用陶谷、李防于舍人，其后用扈载，率由此也。〕”
三为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第一》记载杨隆演登吴王位时，“... 追尊行密孝武王，庙号太祖，渥景王，庙号烈祖。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严可求为门下侍郎，骆知祥为中书侍郎，殷文圭、沈颜为翰林学士，卢择为吏部尚书，李宗、陈章为左、右雄武统军，柴再用、钱镖为左、右龙武统军，王令谋为内枢密使，江西刘信征南大将军，鄂州李简镇西大将军，抚州 ...”
从这三处断简残编中可知：一是殷文圭在唐末即有“才名”、“美名”，是当时权势者竞相“交辟”的对象；二是殷文圭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本来无意仕进，是善于使用人质为要挟手段的田頵“迎其母”，并且甘于当殷文圭的外甥，才到田的帐下的，同时也说明殷虽然祖籍北方陈州西华，但在南方有一定的生存经济条件，亦即其先人在南方已生活了数代，置有田产，因而他不屑于到军阀那里去“舔碗边”；三是“文圭”可能是其表字，名为“举”，也可能文圭是现名，曾用名为举；四是殷文圭在田頵战死后又归顺了杨吴；五是殷文圭有后代，并且在南唐当大官，建隆初年，南唐臣服赵宋，就被迫“避宣祖讳”改姓为汤；六是田頵既然拜殷文圭为娘舅，也就说明殷文圭与田母可能是同宗远亲，而殷文圭归田頵后，就是虚应故事，也必须与田母作认作姊弟或兄妹而互有往来。田頵在与钱镠交战中，逼迫钱镠不得不以儿子元瓘为人质。而后与钱氏吴越继续交战，“战不胜，辄欲杀之，頵母护免。”（注5：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一十四·高、赵、田、朱》田頵本传）这说明钱元瓘在田頵营中受软禁的日子里，很得田母的喜爱和呵护。老太君是深居秘室的，元瓘要结识老太君，必须有人引见，而当时的田頵营中，殷文圭应是最合适的引见者。
至于野史，为了弄清殷、汤父子的生世，查阅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野史集成》中所载的《江南馀载》、《九国志》、《钓矶立谈》、《江南野录》、《江南野史》、《江南别录》、《南唐拾遗记》、《南唐近事》、《江表志》、陆游《南唐书》、《马氏南唐书》等有关殷文圭的资料，只找出以下三则：
一为（宋）路振：《九国志·拾遗》，《中国野史集成》第四册500页：“吴殷文圭举进士，途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谓人曰：“向者一人，眉绿，拳必入口，神仙状也，如学道，当冲虚；不尔，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实入口，乾宁中擢第。”
二为（宋）路振：《九国志》卷上，同上书452页：“頵善抚将卒，通商惠民，复疏财爱士。时游其门者：杨夔、康骈、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鹤、王希羽。”
三为（宋）郑文宝：《江南馀载》，同上427页：“殷文圭为举子时，尝经大泽，中遇大雨震电，仆乘皆踣，文圭安详如不闻。及至逆旅，从者怪之，试视文圭，两耳皆有泥封云。后为翰林学士。”
这三则资料，第一，印证了殷文圭的确是先附田頵再转附杨吴的；第二，描写了殷文圭的外貌；第三，殷文圭其人具有传奇色彩。
另外，《中国野史集成》中未收的《十国春秋》（注6：《十国春秋》，共一百一十四卷，清人吳任臣编撰）卷十一中，倒有一篇殷文圭的比较完整的传记：
“殷文圭，池州人，一云陈州西华人，小字桂郎。居九华山苦学，所用墨池底为之穴。唐末词场请託公行，文圭与游恭独步场屋。乾宁中，昭宗幸三峰，文圭携东平王全忠表荐及第，寻为裴枢宣谕判官，至汴州，全忠复表荐之。既而文圭投启于公卿曰：‘於菟猎食，非求尺璧之珍；鶢鶋避风，不望洪钟之乐。’及南归，为多言者所发。全忠大怒，遣吏捕之不及，由是屡言‘措大负心’，每援文圭为证。时宁国节度使田頵雅重儒士，置田宅迎文圭母，以甥事文圭。文圭感頵意，为之尽力。頵死，事太祖父子，掌书记。以文章著名，太祖墓志铭盖其手出也。武义元年，拜翰林学士，一云终左千牛卫将军。有《登龙集》十卷、《从军稿》二十卷、《笔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子崇义仕南唐，为宰相。
“先是，文圭举进士，道遇老叟，目文圭久之，谓人曰：‘向者若人眉绿，拳必入口，神仙状也。如学道，当冲虚；不尔，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实入口，后显名当时，果符其言。（《唐诗记事》又云：文圭中途遇一叟，鬓白眉绿，拳文入口，神仙状也。曰：‘如学道，当冲虚；为儒，有大名于天下’，云云。）又尝经大泽中，骤雨震电，众骇踬，文圭独安详如不闻。雨定，旁人见其两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其异征有如此。
“文圭晚年颇急于赀财。一日，草司空李德成麻，润毫久不至，作诗督之，因为时论所少。诗曰：‘紫殿西头日欲斜，曾草临淮上将麻。润笔已曾经奏谢，更将诗句问张华。’”
从这篇传记里可看出，殷文圭虽然在仕途上一再受到朱温推荐提携，但仍然大义凛然地在上层社会揭露朱温胸怀篡夺大唐野心，说明他在人格上是瞧不起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的，对大唐皇朝还是
现存的明代嘉靖、万历和清代乾隆三套《池州府志》中对殷文圭有相对完整的记载。但嘉靖《府志》未将他列入“贤哲”类立传，而是在“甲科”中在殷文圭及其子汤悦名下各写了一则相对详尽的“贴身”传。万历《府志》仅给殷文圭“贴身”数字为传，比嘉靖《府志》更为简略。该志修于万历四十年，出自当时在朝廷中任太史而丁忧在家的丁绍轼之手。成书后，乡绅们还批评该志有收录人物过滥的瑕疵。但纵然如此，丁绍轼也没有将殷文圭列入“贤哲”中立传，而把汤悦列入“词林”类立传，倒是对他们二人的后代汤允恭比较客气，在“宦业”类中为之立传，其传记在书中竟然摆到了汤悦传记之前。而乾隆《府志》对殷、汤父子的传记篇幅较明志要大得多，但仍然将二人列入“词臣”类。其中殷文圭的传记全文如下：
吴殷文奎，小字桂郎，其先为陈州西华人[10]，后迁江南贵池。幼居九华山苦学，所用墨池底为之穴。尝赴举，中途遇一叟奇文奎相貌，曰：“子学道当冲举，若为儒当大有为于天下。”词场公行请託，乾宁中，帝幸华山，文奎携梁王表荐及第，仍与天下名士游恭辈同省试《春草碧色》诗，列名榜中。有《省试夜投献座主》诗、《行朝早春侍师门宴席上》诗。时德王裕为皇太子，飨于行庙，有《观贺太子册命》诗。会散骑常侍裴枢宣谕汴州，辟文奎为宣谕判官，遂至汴，朱全忠表荐之。既而与全忠不合，遁归江南。全忠大怒，遣人追之，不及。自是，全忠屡言“措大率负心”，每以文奎为证，白马之祸所由起也。文奎在江南，适杨行密僭国，遂事吴。武义元年，与沈颜同拜翰林学士，尝为吴草制，终左千牛卫将军。二子悦、净。
以上这些志书在记述殷文圭与朱温的关系上，只写“既而与全忠不合”，不写殷文圭对朱温阴谋篡唐的揭发；在写殷文圭附事杨吴政权的问题上，也省去田頵的曲意笼络乃至于挟迫不写，反而强调“杨行密僭国”，所以既不及史书详尽，也不及史书客观公正。由此亦可见，在程朱理学成为国学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倡导的、并有强制力的道德规范是忠、孝、节、悌、仁、义、礼、智、信，其中，忠是摆在第一位的。殷、汤父子不幸生逢乱世，都当了所谓的“贰臣”，因此，不管你才学多高，功名多大，业绩如何，也不管你做“贰臣”是自觉自愿，还是受裹挟不得以而为之，终归难以被官方和依附于官方的知识阶层所尊重。
殷文圭的墓葬业已定为原贵池县文物管理所的县级重点保护地表文物。弄清殷文圭的田舍邱陇后嗣的重要人证是现居皖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桃坡（即镇治）以西的牌坊村殷家老屋殷文圭公的后裔
四、汤显祖先祖考
（本小节内容因为尚有争议，未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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