朐阳殷氏自苏州移居苏北海州的始迁祖及其迁徙时代背景考

朐阳殷氏自苏州移居苏北海州的始迁祖及其迁徙时代背景考

朐阳殷氏，因纪念先祖被明朝朝廷贬为盐丁，列入“灶籍”，定居海州西南乡殷家邨而得名（“朐阳”是海州别称，由清代学者相才编撰的海州最后志书冠名《朐阳纪略》和海州南城门叫朐阳门可证，殷家邨时属板徐的海州板浦盐场，海州板浦盐场是明、清两淮地区的二十三个大盐场之一，明清两代制盐业鼎盛时期的“盐丁”达六十万人之多）。目前，朐阳殷氏后裔，主要散居于苏北盐城、淮安、连云港三市的十多个县市，总人口约五万人左右（含殷姓男子的非殷姓配偶和殷姓女子的非殷姓子女）。在2011年4月3日族人代表大会（响水运河会议）期间发现，散居各地的朐阳殷氏后裔，现存互相独立的不同版本族谱三部：一部是1864年首修、1937年二修的《汝南郡•德一堂•阜邑东乡殷氏宗谱》（俗称《滨海淤尖聪公谱》），第二部是1865年首修、1871年二修、1902年三修、1989年四修的《朐阳殷氏宗谱》（俗称《朐阳殷氏聪公谱》），第三部是因缺页损坏不知何年编修的响水张集《彭庄殷氏宗谱》（俗称《彭庄殷氏门头谱》）。纵观2011年首次“谋面”的这三部各自独立编修的朐阳殷氏族谱，前五世的记载基本相同，例如，它们都以名讳可考的支始祖聪公为一世祖，以一世祖聪公的三个儿子（长潮、次岗、三谷）为二世祖，以聪公的九个孙子（二世祖潮大公的三个儿子：长学、次章、三立；二世祖岗二公的三个儿子：长文、次贤、三举；二世祖谷三公的三个儿子：长树、次梯、三林）为三世祖……但从第五世起，各谱的记载就逐渐地拉开了距离，有了较大的差别，这部谱有那部谱无、这部谱这样记那部谱那样记的讹错、漏记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较多的互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但各谱互为补充的作用还是主要的）。究其原因，先祖移居海州时，是携有老谱的，因维系全族族脉的唯一老谱于1862年的捻军战乱中丢失，后来，在音讯不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支派凭记忆独立重新修谱，因各支派修谱人的记忆不准确，也因通讯不发达致天各一方的各支派互不了解，出现互相矛盾的记载和出现大量的“脱谱丢失支”，也是必然的。现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这三部谱中的一世祖聪公是否就是朐阳殷氏从苏州始迁海州朐阳的始迁祖呢？这个问题曾困扰我们许多年。现在，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据证明，尽管现存的朐阳殷氏三部独立宗谱，都以聪公为名讳可考的朐阳殷氏一世祖，但聪公并不是朐阳殷氏从苏州始迁海州的第一人。其理由如下：

第一，据“文革”被毁的《殷氏家传》的《附录》推算，聪公不可能是朐阳殷氏自苏州阊门移民机构移居海州盐场的第一人，因为《殷氏家传•附录》记载得很明确，朐阳殷氏先祖本是苏州富户，是因支持元末义军领袖张士诚死守平江城（今苏州）惹怒朱元璋，而由“民籍”被贬入“灶籍”，充当盐丁，被迫移居苏北海州盐场的。由此可知，朐阳殷氏先祖自苏州始迁苏北海州的时间一定在明初，也就是应在明朝的洪武年间（1368-1398）。而据1902年《朐阳殷氏宗谱》的记载，聪公的七世孙琏大公是在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科试入泮、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州补增生的，聪公的八世孙可继大公（琏大公之子）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报捐国学的，依三十年一代推算，聪公的生存年代当在明中的弘治至嘉靖年间，即聪公不可能是明初的洪武年间人。

第二，“文革”被毁的《殷氏家传》的《附录》对朐阳殷氏先祖的远祖和近祖分别作了如下的记载：朐阳殷氏先祖的远祖源于末代殷商王室，子姓。帝辛失国后，为不忘故国，先祖坚持以殷代的“国氏”子姓殷氏为氏（“殷”既是殷商王朝开国大帝成汤的国号，又是殷商王朝的“国氏”，二者都与子姓殷氏肇氏始祖、夏代治水英雄冥公的追封地“殷”有关）。后来，历春秋建国至秦汉姓氏合一，才从子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姓氏，称殷姓。朐阳殷氏先祖的近祖，望出汝南，堂号德一，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氏。晋永嘉之乱期间，携谱南渡江左（今南京一带）。后移居吴地姑苏（即今苏州，元代的平江路），为江南富户。后因支持义军领袖张士诚死守平江城，惹怒了朱元璋，才为明廷所迫，贬为灶籍，经苏州阊门移民机构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北迁苏北海州盐场定居的。《殷氏家传》的《附录》只说朐阳殷氏“先祖”是自苏州移居海州，并没有说自苏州移居海州的朐阳殷氏“先祖”就是《朐阳殷氏宗谱》中名讳可考的一世祖聪公。

第三，家曾祖高良公（字显祖）依据“聪公源于苏州阊门”的世代传说，只身以教私塾为名去江南苏、锡、常、镇四地区寻根三年，其间深入苏南各殷家祠堂考察学习、通览了能见到的苏南各支殷氏族谱或家乘，虽然最终没有达到寻根的目的(查找聪公父、祖辈的名讳和所属支派的具体名称)，但他留下了包括《殷氏家传》在内的一箱研究家史族谱的手写文献资料和书法作品。家祖佩余公视这箱资料如珍宝，精心保管呵护。家祖虽然在家父绍林公三岁时即英年早逝，但家祖母韩氏于二十九岁即孤儿寡母地没有改嫁，守住这箱秘不示人的宝贵资料，直到家父结婚生子长大成人后才移交其保管，家父绍林公、家兄作超公更是将这批资料视为自己的生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将这一箱资料隐藏于夹层墙中，才得以保存到建国后，从1958年起，他们就命我熟读这些资料并背诵其中的重要内容。胞兄作超公虽因当校长于“文革”时被批斗下决心销毁了这批资料，但他早年不仅自己熟读这些资料，而且在我上中学时就命我熟读这批资料也是有大功的。我在上世纪五、六十代就熟读了这批资料。每次阅读时，我都十分留意《朐阳殷氏宗谱》中一世祖聪公是否是朐阳殷氏自苏州迁苏北海州第一人的问题，但我从来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也就是说，家曾祖高良公在江南苏、锡、常、镇四地区寻根三年也只是得出朐阳殷氏先祖确实是源自苏州阊门的结论，他并不认为朐阳殷氏自苏州迁海州的第一人就是《朐阳殷氏宗谱》中的一世祖聪公。

综上所述，我们能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朐阳殷氏先祖确实是明初经苏州阊门移民机构办理移民手续的苏州移民，但因移民时携带的老谱于捻军占领两淮时的1862年战乱中丢失，致我们无法考证自苏州移居苏北海州的朐阳殷氏始迁祖的名讳。现存三部各自独立的朐阳殷氏族谱都是在老谱丢失后，朐阳殷氏后裔在不同住地、不同时间，凭记忆重新编修的新谱，它们虽然都以聪公为名讳可考的朐阳殷氏一世祖，但聪公并不是朐阳殷氏由苏州移居苏北海州的第一人。也就是说，朐阳殷氏族谱中的一世祖聪公已经是在苏北海州繁衍了几代的（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苏北朐阳殷氏后人，他的名字不可能在江南的诸殷氏谱中找到，这就是家曾祖高良公（请代人）在江南诸谱中寻找三年和我本人自2008年以来又在江南诸谱中重新找了八年没有找到聪公信息的原因。

   上述朐阳殷氏始迁祖经苏州阊门移民机构办理手续被迫迁徙苏北海州盐场充当盐丁的事，虽然与苏北民间广为流传几百年的传说相合，但在正史中却找不到明初至明中经苏州阊门向苏北各盐场大量移民的蛛丝马迹，涉及几十万人的当年惊天动地的移民事件，为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呢？原来这里隐藏着一件史家不敢书、志家不敢记的天大的秘密！   

据《殷氏家传•附录》记载，元至正十六年二月（1356），盘踞高邮的反元大周政权义军领袖张士诚攻陷平江、湖州、常州等地后，将都城从高邮迁到平江（今苏州），并将元代平江路改为隆平府。时朱元璋，也攻下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并将南京改为应天府，派遣杨宪向张士诚示好，共商反元讨陈（友谅）大计。张士诚收到朱元璋交好信后，竟然扣住特使杨宪。不仅不回信，反而与朱元璋交恶。派遣水军进攻镇江，结果被朱元璋大将徐达在龙潭击败。朱元璋随即派徐达和汤和攻常州。张士诚派兵来援，大败，损失了两员战将，这才写信求和，请求每年送给明军粮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朱元璋回信，限令他放回杨宪，每年只要送五十万石粮食就行了。张士诚又不搭理了。因为张士诚是反元盖世功臣，得到苏州民众的大力支持，时苏州各姓富族看到张周政权受到西朱南元夹击的威胁（时朱元璋已占领苏州西面的南京，南边嘉兴和杭州的元军势力还很强大），苏州殷、朱、刘、王、席、唐、吴、杨八姓富族联名上书张士诚，主张“西和元璋，南攻强元”，请求张士诚释放朱元璋特使杨宪。然而，张士诚仗着自己占据富可敌国的苏南富饶地势之利（在元朝末年抗元义军领袖中，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不听劝告，继续执行全面出击的战略。时张士诚派胞弟张士德南攻嘉兴（今属浙江）已被当地元朝守将、苗族大帅杨完者（字世杰，原名杨通贯）多次击败。张士德企图绕道先攻破杭州，再图嘉兴。杨完者回兵救援，张士德又吃了败仗，逃回苏州。后来，朱元璋派耿炳文攻取长兴，徐达攻取常州，吴良等攻取江阴，张士诚的军队西面、南面都被堵住，势力逐渐衰落。不久，徐达率兵攻下宜兴，然后进攻常熟。张士德迎战失败，被前锋赵德胜活捉。胞弟张士德被活捉后，张士诚非常郁闷。朱元璋想留住张士德来招降张士诚。张士德派人偷偷地给张士诚送信，叫他投降元朝。于是张士诚就决定向元军投降。元朝廷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睦迩将此事报告给元朝廷，元朝廷封张士诚为太尉，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按级别封了官。胞弟张士德被押送到金陵（南京）以后，拒绝进食，最后饿死。张士诚虽然不再称王，但是，他仍然和以前一样拥有武装和土地。达识帖睦迩在杭州与杨完者有矛盾，私下里召来了张士诚的军队。张士诚派史文炳偷袭杀掉杨完者，就占据了杭州。元顺帝派人向张士诚要粮，赐给他龙衣和御酒。张士诚从海上往大都送粮十一万石，每年都送这么多。这样，张士诚更加骄横，让他的部下歌功颂德，要求元朝廷封他为王，元朝廷没有答应。张士诚投降元朝以后，因为朱元璋受到西边的陈友谅牵制，无力与张士诚抗衡，加上元廷的腐败与内斗，张士诚的势力又一次强大起来。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张士诚又自立为吴王，把勾结他袭击杨完者的达识帖睦迩囚禁在嘉兴。元朝廷再来要粮食就不给了。那时，张士诚占据的地盘，南到绍兴，北超过徐州，到达济宁的金沟，西边占据汝宁府（河南汝南县）、颍州（安徽阜阳）、濠州（安徽凤阳东北）、泗州（江苏盱眙），东边直到大海，纵横两千余里，带甲的将士数十万。以弟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为心腹，以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以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等人为智囊团，以元朝的学士陈基、右丞饶介掌管秘书工作。随着势力的强大，张士诚统治集团的腐败也日趋严重，终于败给了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时朱元璋与陈友谅相持不下，陈友谅也派人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但是张士诚想当个旁观者，表面上答应了陈友谅，最后还是没有行动。等到朱元璋攻下武昌，消灭了陈友谅，率领军队回到南京，就命令徐达等人谋划攻取淮东地区，先后打下泰州、通州（江苏南通），拿下高邮，夺取淮安，淮北一带都落入明军的手中。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9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万精兵，集中主力消灭张士诚。老朱多计，命二将不要先攻苏州，反而直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疲，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徐达等诸将依计而行，只几个月工夫，杭州、嘉兴、湖州等战略要地全部落入朱元璋之手。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年底张士诚都城平江（苏州）已成为孤城，面临南、西、北三面被围之势。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平江城坚，城内百姓均自愿出钱出人助张士诚守城，明军攻了十个月，损兵折将无数，于1367年十月明军才最终攻克平江城。一代克元英雄张士诚被明军押送南京（应天府）后，当夜，趁人不备，上吊自杀，终年四十七岁。

小小苏州城，攻了十个月才攻下这件事，拉开了史家不敢书、志家不敢记的明代移民史中最黑暗的苏州阊门移民的序幕（我因家传《殷氏家传》毁于“文革”，虽然脑中记忆犹新，也曾有些笔记，但怕专家质疑，也不敢公开提这件事，现在已经接近耄耋之年，再不写出就会带进棺材，所以决定摘机将其公布于众）。为什么说，在明代诸多移民机构中，以苏州阊门移民机构最为悲壮黑暗呢？因为朱元璋将损兵折将花费十个月才攻下苏州城这笔账全部记到了城内“助张守城”的殷、朱、刘、王、席、唐、吴、杨等姓苏州富族的头上。1368年朱明政权建立后，朱元璋首先想到的就是险些坏了他“皇帝梦”的 “助张为虐”的苏州富族。于是下令秘密地设立苏州阊门移民机构，将支持张士诚死守“平江城”的苏州各姓富族中死硬家族全部赶到苏北不毛之地，充当盐丁入“灶籍”，世世代代不准入“民籍”，我们朐阳殷氏自苏州被迫迁居苏北海州盐场，充当盐丁的始迁祖，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就是1871年《朐阳殷氏宗谱•二修序》中记载的“聪公原籍海州场，属板徐，世为灶籍”的缘由；表现好一点的，则移向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以填充因战争形成的人口空白。时朱元璋下了一道密旨，不准史志家记载经苏州阊门移民苏北充作盐丁的事，只准史志家有限地记载自苏州向他的老家凤阳移民，以填充因战争形成的人口空白的事，且美其名曰“以填实帝国中都”。这就是明朝万历进士徐学聚敢于在《国朝典汇•卷八十九》中记载明初由苏州移民凤阳十四万人这件事，而没有人敢提经苏州阊门移民机构向苏北各大盐场强迫移民几十万人，以充作盐丁贬入“世为灶籍”这件事的缘由。

我们朐阳殷氏先祖被赶到海州西南乡板浦盐场殷家邨以后，度过了八、九代受监视的“盐丁”生活。直到谱列一世祖聪公的五世孙恒吾三公（讳松）率族众南迁涟水余东沟（一名嵇屯沟）后，才有了“人”的政治地位。在整个明代，我们朐阳殷氏先祖根本不敢提修谱之事，只小心谨慎地秘密保存着一部老谱。由1864年《汝南郡•德一堂•滨海淤尖聪公谱》序得知，这部唯一的老谱，又失于1862年的西来捻军战乱。后因，各支迁徙分散，天各一方。各自凭“门头谱+记忆”的方式重修宗谱，这就是朐阳殷氏存在1865年《朐阳殷氏聪公谱》、1864年《汝南郡•德一堂•滨海淤尖聪公谱》、《响水彭庄聪公谱》三部以明代殷聪为始迁祖的独立宗谱，且直到2011年4月3日族人代表会议期间才“三谱会师”的原因。由于各支修谱，除了自己本门头有“门头谱”为据外，对本支以外各支世系的记载都是只凭“记忆”，因此必然会出现因记忆不准确，导致各谱记载互有出入，甚至互相矛盾的现象，也必然会出现因各谱漏记产生众多脱谱支的现象，这也是朐阳殷氏编写五届统谱的难点所在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聪公父祖辈名讳的原因。

我以前也曾向一些明史专家吐露过明初苏州阊门移民事件的黑暗一幕，但有些专家质疑说：“明初，朱元璋虽然建立了极其严格的户籍制度，他将全国民众的户籍分为良、贱两大类也是确实的。属于良民的基本户籍，包括民、军、匠、灶四种，正如《后湖志》所说：‘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这民、军、匠、灶四籍民众，在政治地位上还是平等的。根据明朝的法律，对灶籍盐户，虽然有‘世袭其役、籍不可改’之说，《明史》也有‘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之记载，但他们的子孙后代还是可以入学参与科举考试的。只有属于贱民的基本户籍，如丐户、渔户、疍户、乐户等平日从事娼妓以及其他“贱业”的民众，才低人一等。”我认为，这些专家，是只知表象，不知实质，他们实质上是在为明朝的皇帝涂脂抹粉。明朝的法律表面上虽然允许世为灶籍的盐丁子女参加科举考试，但实际上，又有多少盐丁子女参考，参考的盐丁子女又有几人考中？明代两淮盐丁的悲惨生活环境虽然至今还没有人撰文揭露，但较明代盐丁政治待遇已经有所改善的清代盐丁的悲惨生活环境已经有人著专文揭露，江西中医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吴海波同志的《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一文就是一篇代表作【文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5期，2009年l0月】，奉劝为明代苏州阊门移民黑幕涂脂抹粉的专家们读一读。吴海波同志在該文中揭露说：“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史家公认的较明代灶户在政治待遇方面已有明显改善的清代灶户的生存环境尚如此恶劣，更受明朝政府欺诈压迫的明代灶户的生存环境的恶劣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朐阳殷氏宗谱（五届谱）》编委会 主编 殷作斌 

2016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