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殷代史六辨

7、东汉张衡《西京赋》谓，“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说的是成汤代夏前的商先公曾有八次迁都，成汤代夏后的各代商王曾有五次迁都。目前，殷都屡迁虽然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不是“前八后五”，每一迁的具体地望在哪里，却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本卷并不试图界定每一迁的具体地望，只是作出殷商族的发祥地、迁徙地和发展地都在今豫、冀两省上古时古黄河左近的判断，殷商的四大望地蕃、商、亳、殷都应距夏商时的古黄河不远。

8、汤灭夏的战争过程与周灭殷的战争过程完全不同，汤灭夏是个长期的渐近过程，从开始筹划到放桀于南巢历十五年之久，若从伐夏战争正式启动算起到夏亡也长达十一年之久，其间从汤师占领中原战略要地郑州起进入商、夏双方军事对垒的战略相持阶段就长达五、六年之久。通过在夏、商长达十一年的战争中存在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和成汤利用此相持阶段在郑州营建战略根据地、扫除群“己”和大搞反夏统一战线的史实分析，提出郑州商城是成汤灭夏后所建并复命以亳的新都，不是成汤即诸侯位时所居之亳的论断。进而指出，成汤于商、夏军事相持阶段在郑州营建的战略根据地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就是郑州除了存在汤灭夏后建造的巨大郑州商城外必然还存在商军攻下郑州以后到灭夏前期间（即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和最后的三年战略进攻阶段，前后共有八、九年时间，即从成汤九年至成汤十七年）商人建筑的先商时期战略根据地城邑遗址。研究者要注意从年代学区分 ，郑州地区发现的先商时期城邑遗址，哪些是成汤即诸侯位居“亳”尚未决策伐夏之前的先商建筑遗址，哪些是成汤开始伐夏到灭夏期间的先商建筑遗址。其中只有确认是成汤即诸侯位居“亳”尚未决策伐夏之前的先商建筑遗址，对邹衡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陈旭、郑杰祥、王立新等学者也支持的“郑亳说”才有支持意义。笔者这里提到的郑州除了存在成汤灭夏后建造的巨大郑州商城外必然还存在商军攻下郑州以后到灭夏前期间（从成汤九年至成汤十七年）商人建筑的先商时期战略根据地城邑遗址主要指：考古界在郑州发现的先商时期商人所建都邑遗址，即著名考古家李伯谦先生在郑州商城内确定的商汤灭夏前所建城邑的三项遗存，位于郑州商城宫殿区黄委会青年公寓的编号为W22夯土墙、以C8T62夯土和北大街夯土7、9、12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编号为97C8ⅡT166M6铜器墓为代表的先商墓等。郑州的这些先商遗存很可能就是在灭夏前成汤占领郑州后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战略相持阶段（成汤九年获释后至十四年）和最后三年的战略进攻阶段（成汤十五年至十七年）扩军备战的遗留物。当然，也可能是商先公曾迁徙到郑州一带生活过。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向学界建议：为了不与成汤始居之“亳”相混，也为了纪念首先提出郑州是成汤王都的邹衡先生，可正式将郑州商城遗址命名为“郑亳”。至于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因为它位于偃师，史书中本就有个好听的名字“西亳”，笔者认为将它正式命名为“西毫”是最合适的。至于其历史定位，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可从郑州大学李民先生的“双都说”，将其暂称为“郑亳”的陪都（辅都）。至于小双桥遗址，可从王震中说，暂将其定为郑州商城的离宫别馆。

9、帝辛（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们对其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应拔高，也不可贬低。就目前的认识而言，笔者认为将其从被历代史家妖魔化的“暴君”形像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有情有义的普通国君是最适当的。目前学界对帝辛（纣）的历史评价意见大体有如下四种：

①万恶不赦的暴君。

②功勋卓著，是大英雄。

③功勋卓著，过失也大，既是英雄，也是暴君。

④功勋卓著，过失也大，功过相抵，不是英雄，也不是暴君。

在上述四种评价意见中，第一种评价虽为清末之前史学界的定论，但与已有的考古发现不合，应该予以否定。第二种评价未能一分为二，过于拔高，也不可取。第三种和第四种评价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意见。

客观地说，历史上真实的帝辛（纣）是个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是说，没有帝辛当年经营东南，开发长江流域，锐意改革、任用有才华的新人、解放奴隶、改善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就没有当年“邦畿千里”的殷帝国，当然也就没有后世幅员辽阔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由于帝辛（纣）用兵频繁，激起民怨。加之，他晚年刚愎自用，居功自傲，生活腐化，用人不当，偏听偏信，且过于相信天命，不听微子、箕子、比干等有识之士的谏言，致看似强不可摧的帝国大厦，在周师的袭击之下，倾刻坍塌瓦解。

由于殷商时代的传世原始资料被周人毁坏或篡改，已经出土的帝辛在位时期的卜辞相对于他王来说又较少，且这些已经出土的能反映帝辛时期真实历史和帝辛个人秉性的甲骨文也只有祭祀记录（如《合集10405、36482等》）和征伐占卜记录两类。因此，目前我们对帝辛的评价还只能处于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阶段。但就目前的地下发现来看，形势已经越来越有利于毛泽东、郭末若、顾颉刚、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和复旦大学的央视明星钱文忠等人关于帝辛“功勋卓著，是大英雄”的判断。因为到目前为止，甲骨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拿到帝辛是暴君的任何考古学证据，而帝乙、帝辛两帝征伐东夷经营东南的考古学证据已经大量存在。看来，关于帝辛（纣）功过评价的争论还必定会长期存在，只有等到将来有充分的地下发现，证明帝辛（纣）是“暴君”或者不是“暴君”时，才能结束这场长达三千年的争论。

 10、子姓家族建立的国家被周灭了以后，末世商王帝辛庶兄微子被周封于宋，以代殷后，又传国七百多年。子姓家族，在先秦历史上，从舜帝时契兴起，直到战国中期微子的宋国灭亡止，前后共传国一千七百多年。在这一千七百多年中，子姓殷商族，历夏殷周三代，繁衍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族内大小氏族如林。殷商子姓家族中的这许多大小氏族，在后来姓氏合一的潮流中，都脱离了子姓，衍变成独立的姓氏。据不完全统计，源于殷商的姓氏就有近二百个。殷亡后，殷商族不仅没有被灭种，反而繁衍成如此庞大的姓氏群，而且还熏陶出一代圣人孔子，其功当首推微子。没有微子宋国七百多年的存商续殷和文化传承，今日殷商后裔的队伍就不可能如此壮大。这就是微子虽“跪着生”卑躬屈膝降周，但却被孔子尊为“三仁”之首和众多殷商后裔视微子为心中圣人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非殷商后裔的专家学者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的，然而，大部分殷商后裔的家族情怀确实如此。微子以宋国获得大治，使宋国成为周代传承殷礼的特区，以及传弟不传子孙这两件事向世人证明，他当年卑躬屈膝跪行求见武王主要是为了乞求武王下令罢兵，停止在商王都屠城以保护百姓。当然，保护他自己不为武王诛杀，也是其目的之一，但不是主要的。继承君主之位的，是弟弟还是儿孙，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商族微子来说，这一点更是非比寻常。因为有殷一代在此问题上有过惨痛教训。甲骨卜辞周祭祀谱的破译证明，成汤立国后制定的王位继承制度本是“嫡长子继承制”，但后来遭到破坏。出现了很多次“兄终弟及”的现象，这给殷王朝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被称为“比九世乱”，到第二十四位商王祖甲的时候，吸取教训，大胆进行改制，再次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后一直到帝辛，都是嫡长子继承。微子对祖制和以前的教训应该是了解的，但他却为什么偏偏忘记了教训，违背了祖制而立弟仲衍呢？这里面大有文章。按照子姓商族的祭祖规矩，如果是微子的儿子或孙子继承大位，则微子这一系是直系，后人祭祀他的时候会格外厚重，他的配偶也要受到后人的祭祀，如果是微子的弟弟继承大位，则微子一系就要沦为旁系，会被后王轻视。后来宋国的三十多位国君全是其弟微仲衍后代，没有一个是微子的后代，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规矩之厉害，微子肯定清楚。微子有子有孙，且不止一个，可是他为什么还是决定把大位传给弟弟仲衍呢？这个问题古今都有人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微子的儿子“循”（一说是孙子“腯”，山东微山殷氏族谱记载微子有子名“费”，早卒，费生“腯”）与微子政见不合，特别是对微子“跪着生”的做法不满，微子封宋后多次到周去朝觐，但他的儿子“循”（或孙子“腯”）一次也没有去过，而弟弟微仲则是微子的坚定支持者，故传之。此说貌似有理，但不经一驳，因为微子的儿、孙不止一个，见于文献和家谱的，就至少有两个儿子：“费”、“朱”，一个孙子：“腯”。一个因政见不合不可立，还可以立另一个。笔者思前想后，终于悟出可能的原因，现记于此，供读者参考：帝乙临终时，他与两个弟弟比干和箕子商量王位继承人的事，箕子建议立贤能善良的大儿子微子，比干则主张让小儿子帝辛继承王位。比干说，微子虽是长子，但是庶出，帝辛虽小，却是嫡子。最终帝乙采纳了比干的意见，让帝辛继承了王位。对此安排，微子肯定是有意见的，加上后来帝辛失德专横，不听劝谏，微子当然更是心寒。后来武王伐纣，微子作壁上观，认为反正周弱殷强，蚍蜉撼树谈何易，起初他只是想利用周的力量狠狠地教训弟弟帝辛一顿，让其吸取教训，洗心革面，万万没有想到武王只用一天的工夫就活捉帝辛，并被斩首示众。微子看到大商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为保民存己，才卑躬屈膝地“跪行”求见武王，乞求武王下令罢兵，以保百姓。这件事对微子触动很大，震动也很大。微子当时的感觉可能如五雷轰顶，他根本没想到因为自己作壁上观，关键时刻没有帮弟弟帝辛一把，会导致弟弟帝辛被杀，会导致整个大殷的灭亡。此时微子十分内疚，自觉愧对先祖，所以决定让自己这一支系隐于民间，不当显族，故才有传弟不传子孙之举。宋国后来的三十几位国君，没有一个是微子之后正是微子自觉愧对先祖的自责心理的佐证。微子素有治国之才，但他与帝辛的治国理念不同。因此，在帝辛遭万人唾骂的时代，位列三仁之首的微子被历代史家称赞是理所当然的。后来，随着帝辛历史地位的变化，三仁的历史地位也在悄悄地走向传统认识的反面。现在我们提倡客观、公正地评价帝辛，当然也就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微子。诚然，帝辛和三仁是一对矛盾，他们政治观点不同，治国理念不同，但这对矛盾也有同一性，即是他们在维护商族的统治地位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 近代、现代贬低微子的学者，主要有下列四个论据：

①微子是软骨头，卑躬屈膝地向周人投降。

②微子是帝辛的政治反对派。

③微子出走奔周，与周人订了倒纣的“里应外合”的共头山之盟。

④微子派胶鬲充当殷使候周师。胶鬲于鲔水探知周师将于甲子日到殷都的消息，遂回报微子，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终于使武王在牧野战场，兵不血刃，就伐殷得手。

前已指出，微子卑躬屈膝投降周人主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乞求武王停止杀戮，使剩下来的族人和朝歌百姓免遭涂炭。因此，贬低微子的第一个论据不能成立。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仁”确实与帝辛政见不合，治国理念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殷代的长治久安，何况“三仁”据理力谏的都是针对帝辛身上的缺点的。因此，贬低微子的第二个论据也不能成立。至于贬低微子的第三和第四个论据纯粹是加在微子头上的不实之词，不经一驳。

11、朝歌古称沬邑，其历史定位，依古本《竹书纪年》，为“离宫别馆”。此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朝歌为纣之王都，认为《竹书》之晚商“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说不全真，认为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笔者曾是“纣都朝歌说”的坚定支持者，但看了许多资料，特别是看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资料和文物以后，改变了认识。从“古朝歌为帝辛（纣）的王都”的观点转变为“古朝歌为帝辛（纣）的实际政治中心”的观点。也许有学者会认为，这是在搞文字游戏，其实不然，“古朝歌为帝辛（纣）的王都”与“古朝歌为帝辛（纣）的实际政治中心”二者确实有差别。这个差别缘于帝乙。关于古朝歌历史定位的实际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在帝乙时期，王都还在安阳殷墟，朝歌为‘离宫别馆’。但到了帝乙末年，或因为洹河水患，或因为火灾，或因地震等其它自然灾害，安阳殷都变得不适于居住，于是帝乙决定在不宣布正式迁都的条件下，临时将实际政治中心南移至‘离宫别馆’朝歌（沬邑），待安阳殷都修复或变得适于居住以后再迁回去。帝乙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临时决定竟然成了‘永远’，直到殷亡，都没有将实际政治中心再移回去。因此，帝辛继位后，其实际政治中心在沬邑，后来帝辛将其改名为朝歌。总之，帝辛时，朝歌已经不是一般的‘离宫别馆’，而是帝辛常驻生活和办公的实际政治中心。”本卷设第六辨意在阐明这种新的认识。

朝歌从“离宫别馆”变为帝辛（纣）的实际政治中心，这一曲折过程应是后世史家关于安阳殷都与朝歌殷都之争的缘由，也是在乙、辛两帝时朝歌发展成拥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而安阳殷都反而逐渐停滞发展沦为仅是宗庙和祭祀场所的原因，也是武王伐纣时不伐安阳殷都而只伐朝歌的原因。

以上11点就是笔者治殷商史思想与当前殷商史学界主流认识不同之处，故才将本卷命名为《殷代史六辨》，建议读者在阅读本卷前先浏览此11点，然后再阅读本卷全文。

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将中华上古信史由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上推到殷商先公上甲微时代，而本卷在宋氏等前辈专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殷商侯冥的身份和业绩的认定，又上推了两代，将中华的上古信史由殷商先公上甲微时代推进到上甲微之祖冥的时代，这应是本卷对重建中华上古信史的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