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史辨与殷商族志》出版、征订和征集殷氏支派信息的通知
中华殷氏各地各支派宗亲:
原定《中华殷氏简史》一书,经与十多位专家、权威学者研究,并考虑到非殷姓广大殷商后裔宗亲的意见,最后决定将书名升级为《殷代史辨与殷商族志》,是书将于今年年底定稿,2014年公开出版问世。《殷代史辨与殷商族志》一书(以下或简称为“本书”)由中华当代考古界泰斗、“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专家组副组长和“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李伯谦教授作序推荐,李伯谦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文初稿已经写好。现将《殷代史辨与殷商族志》编辑、出版、征订和最后一次征集中华殷氏(含北宋时因避赵宋宣祖讳改为汤姓、商姓的殷氏后裔)各地各支派名称和支派信息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殷代史辨与殷商族志》的编辑、出版
《殷代史辨与殷商族志》全书分三卷:《卷一•殷代史六辨》、《卷二•殷商后裔姓氏志》、《卷三•殷氏志》。目前《卷一•殷代史六辨》和《卷二•殷商后裔姓氏志》已经基本定稿,《卷三•殷氏志》的文稿正在编写中。预计全书可于2013年底脱稿。2014年公开出版。
本书从编写体系上来说,分“辨”和“志”两大部分。
本书“辨”部分提出商族第六代先公“冥”前称“商”、“冥”后称“殷”的“殷、商关系新说”(“冥”即“天问”中的“季”)。并以此“殷、商关系新说”为基本学术框架,将殷商国史和殷商族史中的诸多疑难问题,纳入其中,并以“辨”文的文体形式展开讨论。在“辨”部分中,作者以殷商末代王族后裔代表的身份,公开向当代殷商史研究的学术界喊话:希望学术界在对殷商社会的某些细胞已经解剖得十分清晰的今天(比如已经细到卜辞片基材的来源、制作处理过程和卜辞的刻划保存程序和刻写刀锋等),更要注重对成汤国号的冠名、殷商社会商族内层层宗族组织、族外方国争雄的复杂性有整体的研究,对成汤如何利用软硬两手(祀与戎)驾驭如此复杂之社会有整体的研究,对灿烂殷商文化究竟“灿”在何处、“烂”在哪里有整体的研究。史者,鉴也。历史是一面镜子,常拿来照照,就会大大有益于今天社会的发展。现在有人说,宋镇豪主编、十三位专家以独立撰稿人身份参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将为商代断代史画上一个句号,从本书《卷一•殷代史六辨》的观点看来,此说未必成立,也许,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
有些人说,宋氏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以及当代甲骨学的诸多权威著作已对有商一代作了过细研究,从本书《卷一•殷代史六辨》的观点看来,所谓“过细”也要过细在要害之处才符合殷代社会和灿烂殷商文化的本质特征。例如:冥的治水业绩对商族后来政治上得势的影响;“殷”与“商”建立联系的最初原因;上甲在殷地中兴;成汤稳扎稳打以渐进方式灭夏的战略战术思想及其政治智慧;成汤基于国情、族情立下“殷、商并用,族内称商,国号称殷”的国规、族规的原因;对《史记·殷本纪》“全称殷”,而《史记·周本纪》则“时称殷、时称商”难题的破译,并以此为线索,探究孔子、孟子、司马迁异口同声称殷不称商之所“本”;盘庚迁殷;武丁军事扩张;乙辛两帝经营东南和开发长江流域对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基本国土版图奠定的客观贡献;晚殷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几起几落的较量;帝辛的治国失策和周室的兴起等;甚至连“三仁”的治国理念和和帝辛是否是自杀等都是要过细研究的要害之处。
本书《志》的部分分两卷,其一是《殷商后裔姓氏志》,其二是《殷氏志》。现在 《殷商后裔姓氏志》已经基本写好,作为全书《殷代史辨与殷商族志》的卷二(《六辨》作为卷一),《卷二•殷商后裔姓氏志》主要是根据古文献和各姓家谱写了一百几十个涉及殷商后裔的各姓姓氏来源。我国古代姓氏书多如牛毛,但专写殷商一族各姓氏来源的书,还古今没有,本书将填补这个缺额。《卷二•殷商后裔姓氏志》以《世本》、《姓纂》、《通志•氏族略》、《急就篇》姓字注(如唐颜师古注)等古姓氏书为主,兼采各姓家谱。但由于各姓家谱有天然自吹自擂的弱点,本书采姓的原则是,凡是只见于各姓家谱所言而无姓氏书为支撑的姓,则一律不收。经这样一筛选,原有200多个姓,筛去了几十个,还剩一百多个姓为本书《卷二》所收入。本书《卷二》对依人口计在300大姓之内的五十六个姓作了姓源详解,对另外的百余姓之姓源只作简单讨论。《卷三:殷氏志》现在虽还未动笔,但资料,已经积累十年,写起来应该说是比较顺手的,在这部分中“陈郡殷氏”及其“南渡”是重头戏。古今写“陈郡殷氏”及其“南渡”的书和论文很多,但无论大家小家,都不全面,甚至有许多错误,本书,《卷三:殷氏志》将对“陈郡殷氏”及其“南渡”问题作全面梳理。但志书与族谱不同,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几千年来的一些人和事,要将历史中的人摆到历史的时空去认识。既不拔高,也不降低,力求客观公正。对历史人物评价注重其是推动还是阻碍历史的发展。
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是“‘辨’、‘志’结合,以‘辨’统志”。“辨”部分重在重新梳理“殷”和“商”的概念,力争对“殷”和“商”建立联系的最初原因给出科学解释;在文献梳理方面重点是破译《史记·殷本纪》“全称殷”,而《史记·周本纪》则“时称殷、时称商”的问题(这也是学术界最难以破译、最难以理解的问题),同时要对甲骨卜辞大量出现“商”字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以便将其纳入“殷、商关系新说”的总体框架。
本书的写作目的,既是作者代表殷商后裔向学界喊话,又是激励和鞭策殷商后裔继承殷商先祖文化兴族的重要举措。其最直接的目的,是在新时期中给殷商后裔百姓编写族谱提供科学依据。正史重在“借鉴”,国志和方志重在“资政”,族志重在“兴族持家”。
本书《辨》的部分学术敏感性大,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要请学界权威专家审阅把关,并作序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