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县燕昭安 著《朝歌春秋》

 

 

第四回  纣王评说  统一中州赖此人

   

提起商朝的著名人物，排第一的当数商纣王。然而，对商纣王的评价，却历来褒贬不一。千百年来的主流舆论，把商纣王说成凶残暴戾、刚愎自用、无比昏庸的恶魔，是个一无是处的反面典型。相反，从古至今也有很多学界名家为其鸣不平，认为商纣王是个很有作为、对中华民族发展史做出过不朽贡献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我们来一起品评商纣王，评价他的功过是非。

 

中国古代上共有848位君王，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形象鲜明、生动、富有传奇色彩的帝王，他以前的三皇五帝、夏禹、商汤、盘庚、武丁等等，他们的形象都比较模糊，人们说不出来他们多少事迹和故事。但可惜的是，商纣王的形象是负面的，他的生平和事迹是扭曲了的，是不够真实的，是存在很大争议的。

商纣王给人们的印象，首先是一个暴君，有很多关于他残酷暴戾的传说。说他挖比干的心，说他敲骨验髓，还说他发明了叫作“炮烙”的酷刑。什么是炮烙呢？据说是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叫犯人光着脚在铜柱上走过，那铜柱又烫又滑，犯人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滑下去就跌到火炭上给活活烧死。

据说还有一种刑罚，叫“虿盆”，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很大的坑，坑里放进去一些毒蛇、蝎子、蜈蚣等等毒虫，把人剥光了衣服扔进去。

还传说商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城，为了试探周文王是不是真的一心在演周易，就把周文王的大儿子伯邑考杀死，剁成人肉包子，拿去让周文王吃。

商纣王作为反面典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贪湎酒色”。荒淫到什么程度呢？说他设肉林酒池，《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把酒倒满了水池子，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让大臣和宫女们赤裸着身体，在其间相互追逐嘻闹，唱“靡靡之音”，跳“北里之舞”，侧夜狂欢。

商纣王还被传说是刚愎自用的典型，那些忠臣贤士的话根本不听，自以为是,目空一切。

作为无道昏君的典型，商纣王的另一个罪过，人们更多津津乐道争相传播的是“好色”。于是苏妲己成了商纣王变坏的原因，成了商纣王做坏事的帮凶，也成了商朝丢失江山的罪魁。

明代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家叫许仲琳，他写了一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小说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这段历史为基础，采集民间传说，发挥神话传说善于想象夸张的特长,虚构了一些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怪人物，什么千里眼、顺风耳，什么公申豹、土行孙，使得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独特，给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就是这本小说的渲染，使得商纣王的形象更加一塌糊涂，罪人加恶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千百年来，商纣王是人们心目中荒淫无道昏君的典型，是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但是，随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抛弃旧的传统观念用新的立场新的视角对历史人物客观地、理性地再认识，学术界越来越认同了这样的观点：商纣王并不是原来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历史上的商纣王曾经推动历史前进，对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做出过巨大贡献。

 

 人们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一个奇怪的形象：商纣王的罪过，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越往后，商纣王的过错越大，加在他头上的罪名越多。

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曾经写过《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认为，讲殷纣王残暴所列举的“事实”，要看是谁讲的？什么时间讲的？如果是当事人讲的，应视为可信；如果是当时人讲的，应视为较可信；如果是后人讲的，基本上应视为不可信。顾颉刚先生讲：“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越近，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所谓的“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

顾颉刚先生总结了一下，商纣王的罪名一共有七十项，这七十项罪恶都是怎么来的呢？三千多年前，周人的《尚书》中只列了六点，到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件事，到西汉书中又增加了二十三件事，到东汉时又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又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针对辱骂纣王这件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十九》）。”意思是说：纣王的所谓罪恶，并不象传说的那么严重。因为那些周朝的正人君子们害怕落下犯上作乱、盗取江山的骂名；恶，厌恶，讨厌；居下流，周朝原来居于商朝之下，要向商朝进贡。子贡讲，周取代了商，怕天下人把坏的评价归到他们身上，所以极力宣扬自己而诋毁商纣王。

    亚圣孟子对武王伐纣这件事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尚书》中记载周武伐纣的一个章节）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之流杵也？”意思是：完全相信书本上的话，那还不如没有书。他说，对于《尚书》里面《武成》这篇文章，只能相信其中的两三成。《尚书》中说武王伐纣，经过牧野大战，打得非常惨烈，以至于“血流漂杵”，血都流成河，能把木杵（木棒槌）漂起来。孟子就说，那假如周武王真是仁人君子，天下是没有敌手的，现在为了征战殷商，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木棒漂起来，这算是“仁义”还是不“仁义”呢，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东汉时的《风俗通·孝文帝》说：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故曰尧舜不胜其善，桀纣不胜其恶。桀纣非杀父与君也，而世有杀君父者，人皆无道如桀纣。认为，人世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有失公允，往往不符合事实，真正认真研究认真思考的少，而随着大流人云亦云的多，甚至有的还无中生有。所以，说起尧帝、舜帝好，越说越好；说起夏桀、商纣坏，越说越坏。《风俗通》说，夏桀、商纣王再坏也没有把父亲杀掉自己篡位吧，看看历史上多少儿子杀了父亲、兄弟杀掉兄长而篡取王位的，反倒没有落下多少骂名，这显得多么不公平。

 

人们对于商纣王给予了不同的评价，贬之者给商纣王罗列了六大罪状，而褒扬的一方则总结了商纣王的五大功绩、四大优点。对于同一个人，为什么会给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得出大相径庭的说法呢？让我们来看看古今学者的观点。

 

《尚书》中《泰誓》《牧誓》给商纣王列举了六大罪状：酗酒迷乱；听信妇言；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

对这些罪状，都有后人一一予以驳斥。周人给商纣王抹黑，千方百计把商纣王妖魔化，是为了证明自己讨伐商朝的正义性，是为了征得民心。

东汉的大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就对所谓商纣王酗酒迷乱提出了质疑，他说：《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於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

他说商纣王肉林酒池、三千人作牛饮，是不可能的，和商纣王一起喝酒娱乐的，不会是老百姓，肯定是官员，而且是大官，而宫内官员，夏朝的够档次的官员最多不过百人，商朝最多二百，周朝才三百人，所以说商纣王筑肉林酒池、三千人作牛饮，是“欲恶纣”，“增其实也”，是有意污蔑纣王，是夸大其词。

王充还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周文王、孔子都是大酒量，为什么单单批判商纣王爱好饮酒呢？

对于“听信妇言”，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朱人瑞先生认为：说商纣王听信妇言，只是反对派的造谣和周人的少见多怪。朱先生说，殷代有能力的女性是很活跃的，卜辞中出现的女性就很多。例如武丁的夫人妇好，能带领万千人去打仗，这样的妇言为什么不能听？可是，这是落后的周民族所想象不到的。纣王妇，可能是和妇好一样的人物。

再来看第三大罪状“不用贵戚旧臣”，实际上是滥加罪名。商纣王本身是帝乙的小儿子，因为他“才思敏捷，膂力过人”，又聪明，又体魄强壮，帝乙让他继承王位。原来商朝有“兄死弟及”的习俗，微子是兄长，却没有继承得了王位，他是心怀不满的。以纣王之兄微子启为首的一部分年长的、原来有权利的人，在纣王即位后和纣王对立，没有握重权，心怀不满，所谓不用贵戚旧臣，是他们在发泄私愤。

要说“登用小人”，更应该说是进步之举。商纣王破格用人，曾经提升奴隶为大夫卿士，这应该是进步的措施，商纣王极盛的武功，他对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不朽功劳，和这个措施是分不开的。我们前面讲过，商朝中兴时的武丁，也曾经提拔奴隶出身的傅说当宰相，带来了国家的兴盛。

商纣王的第五、第六大罪状“信有命在天”、“不用心祭祀”，其实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证明，帝乙（纣父）、帝辛（纣）时候对祖先的祀典仪式，比以前更加隆重、更加完备。

对于所谓商纣王凶残暴戾，东汉王充在《论衡·恢国篇》中说：“武王伐纣，纣赴火死，武王斩以钺，悬其首于大白旌。……就斩以钺，悬乎其首，何其忍哉！”当时纣王兵败，跑到鹿台，投火自焚，死掉了，这个时候，周武王又用金钺，大斧头，把商纣王的头砍掉，还趁着大白旗悬挂起来示众。所以王充说，你周人说商纣王残暴，这不是你周武王更残忍吗？

王充还说，“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力；殷周之称，不得两全。不得两全，则必一非。”王充认为，商纣王力大无比，能把铁条挛成团，把铁钩捋成直的，这样的人怎么会束手就擒，让周军“兵不血刃”不流一滴血就歼灭了呢？所以周武王吹嘘说打败商纣王时“不血刃”，没有流血，王充认为根本不可相信。

宋代史学家罗泌写过一篇文章叫《桀纣事多失实论》，他认为，周人给商纣王罗列的罪名，很多与夏桀的罪名一样，造成“桀纣不分”，其实很多都是模仿着夏桀的罪名给商纣王加到头上。

《吕氏春秋》认为，商纣王身披骂名，重要原因是“亡国之主不闻贤”，人们总是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不管怎么说，商纣王是个亡国之君，亡国之君一般是没有人替他歌功颂德的。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的主流，首先要看他对国家的贡献，对历史发展的贡献，对生产发展的贡献。商纣王对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形成，沿海的开发，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的形成，作岀过重大贡献，这应该是商纣王一生的主流。

 

早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朱人瑞先生就写过一篇长达二万多字的文章，题目是《替商纣王翻案》，1959年5月8、12、13日，在上海解放日报连载。

在这篇长文中，作者引用大量的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认为“殷纣王有功于当时的人民，有功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应该替这位冤枉当了三千年反面教员的殷纣王翻案。文章给商纣王总结了“五大功绩、四大优点”。

此后，有许多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商纣王是对中华民族发展有很大功劳的历史人物。这中间不乏像郭沫若、李泽厚这样的学界泰斗。

商纣王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学者们总结了这么几点：

1、结束了用奴隶殉葬的残酷制度，解放奴隶；2、征服东夷，免除了东夷对殷造成的祸患；3、殷人南下，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发展；4、殷纣王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5、开发了东部沿海地区； 6、打破了思想禁锢，尊重妇女； 7、打破了家天下的用人制度，重视才能； 8、发展了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

我国著名的大历史学家郭沫若，多次在学术著作中阐述商纣王的历史功劳，他说“实际，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之能向东南部发展，是纣王的功劳"(《今昔蒲剑》

他还说：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帝辛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来的殷墟卜辞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郭沫若认为帝辛这个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说得万恶无道，俨然人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的。商纣王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是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统一了起来。

郭沫若在《访安阳殷墟》的一首诗中说：

    偶来洹水忆殷辛，

    统一中州赖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

    千秋公案与谁论。

郭沫若在这里提出，中国的统一，神州的统一，是从商纣王开始的，也就是说商纣王最早统一的中国。郭沫若还写了一首《观圆形殉葬坑》的诗，诗中说：

    勿谓殷辛太暴虐，

    奴隶解放实前驱。

    ……

    殷辛之功迈周武，

    殷辛之罪有莫须。

    ……

    殷辛之名当恢复，

    殷辛之冤当解除。

    ……

    谁如有功于民族，

    推翻旧案莫踟躇。”

意思是说，不要再一味地渲染商纣王的所谓残暴了，商纣王其实是解放奴隶的先驱，商纣王对历史的功劳要大于周武王，以往给纣王加到头上的罪名，很多是“莫须有”，是冤枉的。商纣王有功于我们的民族，应该推翻旧案，还商纣王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主席晚年对读史、评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对商纣王这个历史人物，毛泽东主席也多次讲到他、评论他。下面，让我们看看毛泽东这位政治伟人是如何评价商纣王的。

 

毛泽东主席对商纣王这个人物，一向是非常关注的。新中国刚刚建国不久，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毛泽东主席就专门到安阳去，考察了安阳殷墟。当时他兴致勃勃地向身边的同志讲商纣王的故事，讲武王伐纣。在商王陵区，他特意询问：商纣王的墓在哪儿？陪同的人答不出来，就说纣王墓被盗严重早就没有了。毛泽东当时看不到纣王墓，非常遗憾地说“没有寻到古”。有一位叫郭新法的写了一本书《毛泽东休息的二十七天》，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情。其实纣王墓就在朝歌城东边的淇河岸上，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当时陪同毛泽东主席的同志，他知道商纣王的墓就在朝歌城东，说不定毛泽东还会赶过来看看呢。

毛泽东主席站在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度，多次赞赏商纣王，把商纣王看做一个文武双全的历史功臣。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又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可见毛泽东对商纣王是充分肯定的。

有意思的是，对商纣王千秋功罪的评说，对他功过参半的评价，在朝歌民众的传说故事中也有所折射。

朝歌流传一个故事叫《纣王与马童》，说商纣王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他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他白天在凡间料理国家大事，到夜晚，就回到天上，处理天界的事物，每天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后来一次，他回到天宫，他的马童在外边感到无聊，看见一棵树，就抱住摇了几下。谁知道那是棵“霜树”，不能摇动，一摇晃，普天下降起了大霜，天气骤然变冷，所有的庄稼全冻死了，全天下百姓这一年都得饿肚子。商纣王知道后，再也没脸回到凡间了，只好让那个马童充当纣王，下到凡间去替他掌管朝政，并且嘱咐马童说：“你没本事管那么多，大臣们说咋办就咋办算了”。于是，前三十年的纣王是有道明君，后三十年的纣王是残暴昏君。就是说那个晚年昏庸的纣王，实际上并不是商纣王本人，而是商纣王的马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人民群众也在设法为纣王辩解开脱，也对纣王的历史贡献是充分认可的。

当然，鉴于三千多年以前的社会发展水平，鉴于商纣王在位长达五十多年，纣王晚年肯定也有许多不够检点的地方，造成对朝中大臣的伤害。请看第五回《比干剖心  中国谏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