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名号考 彭华
“商”作为地名, 很早就已出现, 本为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 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曰! 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阏伯, 季曰实沈, 居于旷林, 不相能也。日寻干戈, 以相征讨。后帝不臧, 迁阏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 主参。”杜预注：“汤先相土封商丘。” 《国语·晋语四》说, “晋之始封也, 岁在大火, 阏伯之星也, 实纪商人” 。而 《史记·殷本纪》则说是契被封于商, “殷契……封于商, 赐姓子氏。” 司马贞《索隐》: “契始封商, 其后裔盘庚迁殷, 殷在邺南, 遂为天下号” , “尧封契于商, 即《诗·商颂》云‘有娀方将, 帝立子生商’ 是也”。 而在另一处, 司马贞引《左传》昭公元年语说是相土始封商, 前后矛盾。同卷裴骃《集解》引宋忠语, 明言是“ 相土就契封于商” , 亦引《左传》“ 阏伯居商丘, 相土因之” 为证。看来究竟是契始封于商抑或是相土始封于商, 前人已有争论, 金景芳认为, 相土迁商而不是契始封于商, 相土所迁的是商丘而不是帝丘⑾ 。而王国维认为, 相土迁商之前, 昭明就曾由砥石迁商, 《荀子·成相》云：“契玄王, 生昭明, 居于砥石迁于商。” 此乃商人三迁, 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建立东都, 继而复归商丘⑿ 。相较而言, 以金老所言为是。在甲骨卜辞中, 经常看到“今岁商受年” 的辞例, 陈梦家认为, 该辞例中的“商” 不是指具体的地点, 而是概称, 概指商族商王国⒀。但在甲骨卜辞也有以“商”具体指商王中心地区的, 如《殷契粹编》907：“ 乙巳, 王卜, 贞：（今）岁商受年？ 王占曰：吉。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这里的“商” 同四土相对, 不难体会它是指商朝国家的中心地区, 四土则是指中心地区以外的区域⒁。无论如何, 商都可以作为殷王朝的自称。按照以封地为国号的规律, 商人可以以“商”为号, 并且“商”肯定是他们最初的国号。王国维说, “商之国号, 本于地名。……始以地名为国号, 继以为有天下之号”⒂。
至于“殷” , 则颇有一些争议。按照《史记·殷本纪》《索隐》记载, 是盘庚迁于殷, 故而以“殷” 为天下号；而《索隐》引《竹书纪年》则说是“盘庚自奄迁于北蒙, 曰殷墟”。看来究竟是谁迁于殷, 一时还难以说清楚。在今本《竹书纪年》 中则说： “帝芒三十三年, 商侯迁于殷。”王国维证以 《山海经》郭璞注引真本《竹书纪年》有殷王子亥、殷王甲微, 称殷而不称商, 断定今本《竹书纪年》的这一条记载是可信的⒃。意思是说并非由盘庚迁于殷,而是在帝芒时迁于殷的。而金景芳进一步论证说, “ 殷实为商的先公旧居, 他们在迁商地、称殷之前, 就居住在这里” , 所谓盘庚迁殷改商之说并不成立；并且商人是不自称为殷的⒄。
关于“殷” 和“商”的差别和变化, 有着本质性的争议。王国维认为二者没有差别, “商居殷最久, 故亦称殷；《诗》《书》之文, 皆殷、商互言, 或兼称殷商。然其名起于地名之殷, 而殷地之在河北, 不在河南, 则可断也”⒅。郭沫若于1933年别立新说, 说商人“国号本自称商, 而周人称之为衣, 后又转变为殷也”⒆。至于“殷”和“商”是否一定带有感情色彩, 争论也不小。郭沫若认为称殷带有“ 敌忾”色彩, “ 根据卜辞的记载看来, 殷人自始至终都称之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 在周初铜器中才称之为殷, 起先是用‘ 衣’ , 后来才定为殷。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名, 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为衣、为殷, 大约出于敌忾。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其后的楚国的称谓上, 楚国不自称为荆, 别的国家始称之为荆, 应该也是出于敌忾。这犹如以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称我们为中国, 而一定要称为‘支那’ 的一样。因此, 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⒇ 。郭沫若此说后为顾颉刚、刘起钎、史苏苑所从（21）。金景芳对此说不以为然, “商人不自称殷, 这同春秋时代男子不自称姓,《春秋》为鲁史不自称鲁一样, 出于没有必要。齐、晋人称鲁为鲁, 鲁人称齐、晋为齐、晋, 和战国时魏国迁都大梁后也称梁一样, 只是一般的习惯称呼, 这里并没有什么‘敌忾’ 的意思。殷商并称. 也同单称殷、单称商一样, 并没有什么新意, 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国家既可称殷, 又可称商罢了”（22）。
2、“天乙商”
如上引《多士》中的“天邑商” , 既是殷人的自称, 又是周人对殷人的他称。在卜辞中也有“ 天邑商” , 如《缀》182 与183。陈梦家“疑即古朝歌之商邑”（23）, 亦即“天邑商”是确指一地。
3、“大邑商”
“大邑商”之称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如《甲骨文合集》36530：“ 己酉, 王卜贞, 余征三丰方, 唯令邑, 弗悔, 不亡。……在大邑商, 王口曰:大吉。在九月, 冓上甲口五牛。”再如《甲编》2416： “口告于兹大邑商”。又如《卜辞通纂》： “ 丁未卜, 在○贞王于丁入大邑商, 亡○”（24）。1965 年, 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尊（○为左旡又可之字---转者注，其它处○都为电脑上打不出之字，而口为卜骨上看不清之字）, 其中也提到“大邑商”：“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告于天, 曰余其宅兹中或（国） , 自之嶭乂 民”（25）。“ 大邑商” 当如“天邑商” 一样, 本为殷人自号, 后为周人所沿用以称殷人（26）。所以, “大邑商”既是自称, 又是他称。殷人重天命鬼神,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 认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 故而事事以察承天意自居, 上引《多士》郑玄注即云“言天邑商者, 亦本天之所建” , 可谓是一语破的。许倬云联系天室加以解释, “天邑、天室,均谓天所依止, 天命之所集”（27） 。李学勤认为, 殷是政治上的首都, 商是天邑商, 大而言之, 指商人居住的国土,居于四方之中, 小而言之, 则是有宗教功能的某一都邑, 地点当在今日汤阴附近（28） 。杨升南认为, “大邑商” 、“天邑商” 、 “商”是相近的概念, 都是指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29）。陈梦家认为, “商” 是指商丘附近, “天邑商”可能指在朝歌的商朝的别都, “大邑商” 指在沁阳附近的商王狩猎区（30）。“天邑商”和“大邑商’, 皆有以部分代全体的功能, 犹如当今以华盛顿代美国、以柏林代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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